我被母亲按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做数学题。那桌子有些年头了,漆面斑驳,散发着一股陈旧的木头味。
母亲和大姨坐在门口纳鞋底、拉家常。
两个女人的声音此起彼伏,聊的大多是些家长里短、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谁家媳妇生不出孩子啦,谁家男人在外面赌钱啦,村东头的寡妇又跟谁眉来眼去啦……
母亲聊得很投入,时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甚至还会爆几句粗口。
我手里握着笔,眼睛盯着卷子上的函数图像,脑子里却全是母亲刚才大笑时胸前乱颤的画面。
那些在那件棉绸衫下若隐若现的轮廓,像是有磁力一样,不断地拉扯着我的视线。
我做得心不在焉,好几次把公式都写错了。
“向南!那道题你看了十分钟了!眼珠子长在上面了啊?”
母亲敏锐得像个雷达,猛地转过头来吼了一嗓子。
我吓得笔一抖,赶紧低下头假装演算。
这种煎熬一直持续到了中午。
差不多快十二点的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一阵“突突突”的摩托车声。声音很沉闷,像是那车跟人一样上了岁数。
“哎哟,是你姨夫来了。”大姨放下手里的活计,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我抬头望去,只见一辆满是灰尘的旧嘉陵摩托车骑进了院子。
车上下来一个黑瘦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Polo衫,腋下是一大片深色的汗渍。
这便是我姨夫,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姐夫。”母亲也站起来,笑盈盈地打招呼。
“哎,木珍来啦。”姨夫抹了一把脸上的汗,露出憨厚的笑,眼神有些躲闪,似乎不太敢直视光彩照人的母亲,“向南也来了?长这么高了。”
“那是,都快超过他爸了。”母亲走过去,很自然地帮姨夫拍了拍后背上的灰尘。
这个动作其实很普通,但在我看来,却充满了成熟女人的韵味。
姨夫显得有些局促,嘿嘿笑着,从车把手上解下来一大块猪肉和一条活鱼:
“知道你们来了,刚去镇上买的。这天太热,肉都要捂臭了。”
中午的饭桌上,气氛比早上热闹了些。姨夫虽然话少,但一直殷勤地给母亲夹菜,眼神里透着那种农村男人对县里亲戚特有的讨好和尊重。
酒过三巡,大姨放下筷子,开口说道:“木珍啊,我看今晚你们就别住这老宅了。这屋里连个空调都没有,热得像蒸笼,蚊子还多。昨晚我看向南翻来覆去的也没睡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看了母亲一眼。
大姨接着说:“而且这床也不行了,挤三个人实在是太憋屈。我那屋里刚装了空调,凉快。再说,向南这都快一年没回来了,也该去给你爸磕个头。你爸那坟就在我家后面那片地里,近便。”
提到外公,母亲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神色变得有些凝重。
“是啊。”姨夫也附和道,“去家里住吧,宽敞。强子也不在家,他那屋空着也是空着,正好给向南住。”
强子是他们的儿子,我的表哥,比我大六岁,在广东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
母亲沉吟了一下,看了看我,又抬头看了看屋内那张让她“一宿没睡踏实”的破床,点了点头:“行,那就听姐的。正好我也想去看看爸,给他烧点纸。”
我低着头扒饭,心里却是一阵狂喜。
不用再挤那张吱呀作响的床了。不用再在深夜里忍受那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煎熬了。而且,如果有单独的房间……
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逃离那种窒息氛围的机会,但潜意识深处,竟然又有一丝隐隐的不舍。
那种在危险边缘试探的刺激感,就像毒品一样,一旦沾上,就很难彻底戒掉。
吃过午饭,稍微歇了一会儿,日头稍微偏了一点,不再那么毒辣了。母亲看了看表,说:“姐,咱还是早点过去吧,省得热得走不动路。”
我们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两个包。
“向南,把那两瓶好酒提着,给你姨夫。”母亲指挥着我,自己则挎着那个红色的皮包,手里撑着一把遮阳伞。
老宅距离大姨家并不远,大概也就三四里路,穿过村子,再走一段田埂就到了。姨夫骑着摩托车先把重东西驮回去,我们三个人慢慢溜达过去。
走在村里的水泥路上,热浪依然滚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