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又坐了一会儿,听完她把布鲁克林地检署的一个办事员迷得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然后留给她一份名单让她打电话。我步行去了图书馆。她不需要我的指导。她的本事是天生的。
来到图书馆,我继续做我昨天上午开了个头儿的事情:查阅过去六个月《纽约时报》的缩微胶片存档。我找的不是绑架案,因为我不认为我能找到类似的报道。我猜测他们曾经屡次当街掳人但没有目击者,或者目击者没有报警。因此我在找的是出现在公园或小巷里的尸体,尤其是受害者受到过性侵和肢体伤害,特别是被分尸的。
但有个问题:牵涉到这种细节的案子往往不会登上报纸。警方的标准做法是对外隐瞒尸体受损的具体细节,以免遭受形形色色的干扰,例如冒名自首的夸大狂、喜欢模仿犯罪的变态和假冒的目击者。至于报社,他们往往也不愿让读者接触过于血腥的细节。等报道送到读者手上的时候,你很难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年前,下东区有过一个专杀少年的性罪犯。他会把少年骗到屋顶上,捅死或勒死受害者,然后毁坏尸体。他逍遥法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办案的警察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剁刀手查理。
自然而然,跑犯罪口的记者也这么叫他——当然不是在报纸上。纽约的任何一家报纸都不会把这个小细节泄露给读者,更不会在读者知道他剁掉了什么之前使用这个外号。因此他们不用任何名字称呼他,报道里也只说凶手毁坏或破坏了尸体,具体是仪式性的剖腹掏肠还是剪了个难看的发型就不得而知了。
现如今他们就没这么守规矩了。
我逐渐找到了诀窍,飞快地浏览一周又一周的报纸。我不需要看完一整份报纸,只看大都会专版就行,因为这儿集中了本市的所有罪案新闻。最浪费时间的东西依然是每次在图书馆里最容易让我走神的东西:我很容易被与案件无关的内容分散注意力。还好《纽约时报》上不登漫画,否则抵抗六个月内连载的《杜恩斯比利》[1]的**可真是不太容易呢。
离开图书馆的时候,我的记事本上多了六起有可能与此相关的案件,其中一起尤其相似。受害者在布鲁克林学院学习财会,她失踪三天后在绿荫公墓被一名观鸟人发现。报道称她受到了性侵和性残害,我觉得言下之意是有人用切肉刀对她做了些什么。公墓现场的证据表明她是在其他地方遇害后被弃尸的。警方对玛丽·戈特斯坎德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凶手把她遗弃在森林公园高尔夫球场上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下午六点左右,我回到旅馆。前台有伊莱恩和库利两兄弟的留言,另外还有三张字条,都只写着TJ打过电话。
我先打给伊莱恩,她说她打完了名单上的所有电话。“最后我都开始相信我的这个幌子了,”她说,“我心想,这很有意思,但等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就更有意思了。只可惜不会真有这么一部电影。”
“我猜应该已经有人拍过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打电话给我。”
我打给凯南·库利,他想知道一下我的进展。我说我已经找到了几个调查方向,但不会立刻就有结果。
“但你认为咱们是有机会的?”他说。
“肯定有。”
“很好,”他说,“听着,我打电话是想说,我要出国几天,生意上的事情。我必须跑一趟欧洲。我明天从肯尼迪机场出发,星期四或星期五回来。要是发现了什么,你就打给我哥哥。你有他的号码,对吧?”
彼得的号码就写在我面前的另一张纸条上。放下凯南的电话后,我紧接着打给了彼得。彼得听上去迷迷糊糊的,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你睡觉了。他说:“不,没事,还好你叫醒了我。我在看篮球赛,结果坐在电视机前睡了过去。我不喜欢这样,每次醒来总是脖子疼。我之前打电话是想问,你晚上会不会去参加戒酒会的活动。”
“应该会的。”
“嗯,我去接你,咱们一起去参加如何?周六晚上在切尔西有一场,我习惯参加他们的活动,小组气氛很融洽,八点整在十九街的西班牙教堂开始。”
“我好像不知道那地方。”
“地方稍微有点儿远,刚戒酒的时候,我在那儿附近参加一个针对门诊病人的康复项目,结果那儿成了我每周六必去参加的活动。不过最近我去得少了,但现在我有车了,你知道的,弗朗辛的丰田在我这儿——”
“对。”
“七点半我去你的旅馆门口接你,怎么样?”
我说我觉得可以。七点半我走出旅馆的时候,他的车停在门口。我很高兴我不需要走路出门。下午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飘雨点儿,这会儿雨大了起来。
去戒酒会活动的路上,我们聊了聊体育比赛。棒球队春训已经开始一个月了,再过不到一个月,本赛季就将开球。今年春天我有点儿提不起兴致来,等赛季开始,我也许就会被气氛感染。不过最近的新闻全都是合同谈判,某个球员心情低落,因为他知道他的价值不止每年八千三百万美元。我说不准,也许他确实值更多的钱,也许他们全都值,但这种数字让我很难在乎他们的输赢。
“我觉得达里尔[2]总算准备好认真打球了,”彼得说,“过去这几个星期,他打出了不少好球。”
“只可惜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
“事情总是这样的,对吧?咱们等他完全发挥出潜力,结果几年过去,这一天到了,他却身穿道奇队的制服。”
我们在二十街停了车,绕过一个街区来到教堂。这一天是圣灵降临节,人们用西班牙语和英语举行仪式。戒酒会的活动地点在地下室,有四十多个人参加。我见到了几张在城里其他地方参加活动时见过的熟面孔。彼得和几个人打招呼,其中一个女人说好久不见,彼得说他在其他地方参加活动。
这儿的活动形式在纽约其他地方很少见。演讲者说完他的故事后,大家会分成五个小组,每组七到十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有一张桌子是给新来者准备的,一张桌子用来进行一般性的讨论,一张桌子用来讨论十二步戒酒法,我忘记另外两张是用来做什么的了。彼得和我都加入了一般性讨论,人们聊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如何想方设法保持清醒。比起探讨固定的议题或戒酒的什么哲学支柱,这种讨论对我来说似乎更有教育意义。
一个女人不久前开始担任酗酒问题的顾问,她说每天八小时在工作中处理同一个问题之后,她很难再提起兴致来参加戒酒会的活动。“你很难把两者分开。”她说。一个男人说到他刚刚被查出艾滋病阳性以及他正在如何应对这个难题。我说了说我这份工作的死循环本质,假如长时间不工作,我会变得焦躁不安,可一旦有了工作,我就会给自己太多压力。“我喝酒的时候更容易找到平衡,”我说,“但现在不能靠喝酒了,来参加活动对我有帮助。”
轮到彼得的时候,他以评论其他人提出的观点为主,没怎么说他自己的情况。
十点钟,所有人手拉手围成一圈祈祷。走出教堂时,雨已经小了。我们回到车上,他问我饿不饿,我才发觉自己的确很饿。我没吃晚饭,白天也只是在从图书馆回旅馆的路上吃了块比萨。
“马特,喜欢中东菜吗?我说的不是路边摊的炸豆丸子,而是真正的中东菜。因为格林威治村就有个相当不错的馆子。”我说听上去不错。“或者我还有个主意,咱们可以去老地方转一圈。除非你最近在大西洋大道待得太久,已经不想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