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不错,而是了不起。”
“我是说,哥们儿,你不需要是火箭科学家也能找到去布鲁克林的路,然后再回来。但我从接线员那儿搞号码的招数相当酷,对吧?”
“那还用说。”
“所以我确实很有办法。”
“非常有办法。”
“但你今天还是没活儿可以交给我。”
“很抱歉,没有,”我说,“过上一两天再来问问我。”
“问问你?”他说,“哥们儿,要是你能在家让我问,我保证每天从早到晚都问你。知道谁该搞个寻呼机吗?哥们儿,你就该去搞一个。我可以呼你,然后你对自己说:‘肯定是TJ在找我,事情肯定很重要。’你笑什么?”
“没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笑?我每天都打电话给你,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帮你做事。不许顶嘴,哥说得对。”
“哈,押了个好韵。”
“就知道你喜欢,”他说,“特地留给你的。”
星期天下了一天雨,白天我基本上没出门。我开着电视,在ESPN转播的网球赛和另一个电视网转播的高尔夫球赛之间切换。有时候网球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但今天不行。高尔夫球从来都没法吸引我的注意力,但景色优美,解说员也不像解说其他比赛的时候那么唠叨,因此我可以拿它当个消遣,同时脑子里想别的事情。
下午过了一半,吉姆·法布尔打电话取消了固定的周日晚餐。他妻子的一个亲戚过世了,他们必须去露个面。“咱们这会儿可以找个地方喝杯咖啡,”他说,“但外面的天气太糟糕了。”
于是我们打了十分钟的电话。我说我有点儿担心彼得·库利,说他也许会破戒喝酒或吸毒。“听他说海洛因的语气,”我说,“害得我都想试一试了。”
“我注意到过毒虫的这个特点,”他说,“他们说话都带有那种向往的语气,就像一个老人在谈论他失落的青春。你知道的,假如一个人想开戒,你是拦不住他的。”
“我知道。”
“你不是他的监督人吧?”
“不是,但他没有监督人。而且昨晚他把我当成了监督人。”
“还好他没有正式请你当他的监督人。你已经和他弟弟有职业往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和他有关系。”
“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但就算他开口,他也同样不会成为你的责任。你知道当一个好监督人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吗?自己保持清醒。”
“我好像听说过。”
“多半是听我说的。但没人能让其他人保持清醒。我是你的监督人。我逼着你不碰酒了吗?”
“没有,”我说,“我能保持清醒,不是因为有你。”
“不是因为有我,还是因为烦我?”
“也许都有一点儿。”
“所以彼得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觉得自己很倒霉,因为他不能喝酒或者打针?”
“对,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另外,上帝让他很生气。”
“谁不呢?”
“因为什么样的上帝会允许那种事发生在他弟媳那么好的一个人身上?”
“上帝从古到今干的就是这种事。”
“我知道。”
“另外,他也许确实有理由。也许耶稣要她去做一束阳光。记得那首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