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击者在这一点上的说法是一致的。”
“嗯,这伙人是黑人。我反复提到肤色,你明白的,她肯定认为我种族歧视之类的,或者怀疑她种族歧视,或者天晓得什么。否则我为什么这么在意强奸犯的肤色呢?但当然了,从我的角度来看,肤色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她就被排除出了我们的目标范围。除非在去年八月到现在的某个时间里,他们想到了能改变肤色的好办法。”
“要是他们研究出了这个,”我说,“那可比四十万美元值钱多了。”
“说得好。总之,我觉得我在犯傻,但还是记下了她的名字和号码,说假如公司给我们的项目开绿灯,我们就会联系她的。想听点儿好玩的吗?她说无论会不会有结果,她都很高兴能打电话给我,因为聊一聊这件事对她有好处。事情刚发生的那段时间,她讲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去做了心理治疗,但最近很少会提起那段经历了,说出来对她有好处。”
“这肯定让你感觉很愉快。”
“是的,因为直到那一刻,我一直觉得很愧疚,因为我打着拍电影的幌子哄骗她讲述可怕的经历。她说她很容易对我打开心扉。”
“嗯,某位记者觉得一点儿也不稀奇。”
“她以为我是心理医生。我猜她都想问能不能每周来找我做一次治疗了。我说我是制片人的助手,需要的技能和心理医生差不多。”
同一天,我终于联系上了布鲁克林警察局凶杀科的约翰·凯利警探。他对莱拉·艾尔瓦雷斯的案件记忆犹新,说那是一场可怕的惨剧。她是个漂亮姑娘,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为人很好,学习认真。
我说我在写一篇报道,主题是被抛弃在不寻常地点的尸体,我问发现尸体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尸体存在任何不寻常的情况。他说尸体受到了损毁,我问他能不能透露点儿细节,他说恐怕不行。部分原因是他们还在对案情的某些方面保密,部分是不希望伤害她家里人的感受。
“相信你能理解。”他说。
我试了另外两条路,结果在同一堵墙上碰了壁。我说完谢谢,正要挂电话的时候,忽然灵光一闪,问他有没有在七十八街当过差。他问我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认识这么一个约翰·凯利,”我说,“但我觉得你应该不是他,因为他现在肯定早就过了退休年龄。”
“那是我父亲,”他说,“你说你叫斯卡德?你是干什么的,记者?”
“不,我也曾是警察。我在七十八街待过一段时间,后来我转到曼哈顿的第六大道分局,在那儿当上了警探。”
“什么,你当过警探?现在居然去码字了?我父亲总说他要写书,但从来都只是说说而已。他退休都……哎呀……已经快八年了。他去了佛罗里达,在后院种葡萄柚呢。我认识的很多警察都在写书,或者号称在写,或者在考虑写书,但你真的在写?”
现在该换挡了。“不。”我说。
“什么意思?”
“那是瞎编的,”我承认道,“我在当私家侦探,自从离开警局,我就做这一行了。”
“所以你想知道艾尔瓦雷斯的什么情况?”
“我想知道尸体受到了什么样的损毁。”
“为什么?”
“我想知道是否牵涉到肢解。”
一阵停顿,长得让我开始后悔不该朝这个方向打探情况。然后他说:“先生,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吗?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皇后区一年多以前发生过一起案件,”我说,“三个男人在伍德黑文的牙买加大道上绑架了一名女性,把尸体扔在森林公园的高尔夫球场上。他们还切掉了她的两根手指。”
“你有理由认为是同一伙人杀了这两个女人?”
“不,但我有理由认为杀害戈特斯坎德的凶手不会只杀一个。”
“那是皇后区的受害者吗?戈特斯坎德?”
“对,玛丽·戈特斯坎德。我想把杀害她的凶手和其他案件联系起来,艾尔瓦雷斯似乎可能性很大,但我只知道报纸上登出来的情况。”
“她也被切掉了手指。她还少了一个**。”
“你说什么?”
“艾尔瓦雷斯。凶手割掉了她的一个**。法医说从流血的情况来看,她当时还活着。”
“我的上帝啊。”
“我想逮住那伙王八蛋,明白吗?在凶杀科做事会让你想要捉拿所有的凶手归案,因为根本不存在情节轻微的杀人案,但有些案件会特别感染你,而这个案件就感染了我。我们查得非常认真,我们核查她的一举一动,我们找认识她的每一个人问话,但你也了解这种案件的情况。受害者与凶手之间没有联系,也几乎没有物证,你查到一定程度就查不下去了。现场的证据很少,因为他们是在其他地方残害她的,事后才把尸体扔在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