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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3页）

“我死也不会想到会听见警察这么说。”

“最近每天都会听到了。警察、检察官、所有人。禁毒署当然还在唱他们的老调：‘我们正在毒品战争中取得胜利。给我们需要的工具，让我们施展拳脚。’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真的相信，但你还不如去相信牙仙女呢，至少牙仙女会在你枕头底下放个两毛五。

“我知道，那东西会死人。比如天使尘，一个生性和平的普通人去嗑点儿天使尘，一闭眼睛就失去了意识，然后大开杀戒。几个小时后他醒来，发现有人死了，而他连个屁都不记得，他甚至没法告诉你他有没有享受快感。我愿意看见路口的糖果店卖天使尘吗？天哪，我不敢说我愿意，但在店里卖难道就会比现在卖得多吗？你知道毒贩就在糖果店门口当街兜售呢。”

“我不知道。”

“没人知道。事实上，现如今天使尘的销量并不好，但不是因为人们不嗑药了。快克抢占了天使尘的大量市场。所以各位运动迷，请听来自毒品世界的好消息：快克在帮助我们打赢这场战争。”

我们平摊账单，在人行道上握手告别。我保证要是想到什么应该告诉他的就立刻联系他，他说要是案件有所进展就立刻通知我。“我可以告诉你，局里会投入一些人力，”他说，“他们是我们真的想从街头清除的那种垃圾。”

我对凯南·库利说过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要出去，因此我不想食言。诉讼记录餐厅位于乔拉勒姆街上，布鲁克林高地在这儿一屁股撞上了科布尔山。我向东走上法院街，然后沿着法院街向南朝大西洋大道而去，经过德鲁·卡普兰的事务所和彼得·库利带我去吃饭的餐馆。我拐上大西洋大道，这样可以从阿尤伯的店门口走过，在现场（insitu）想象一下绑架的全过程，这又是一个拉丁文词组，德鲁可以把它和probono放进同一个篮子。我打算坐公共汽车往南走，但等我走到第四大道，一辆公共汽车刚好开走，再说那是个春光明媚的好日子，走一走让我觉得很愉快。

我走了两个小时。我没打算一口气走到湾脊区去的，但最后我确实就这么做了。刚开始我以为我只会走八九个街区，然后跳上见到的第一辆公共汽车。但等我来到第一条以数字编号的街道时，我意识到一英里外就是格林伍德公墓了。我拐上第五大道走到公墓，在墓碑之间溜达了十分钟至一刻钟。草色艳丽，只有在初春才能见到这种色彩，墓碑周围春花绽放，映衬着人们放在墓前的其他鲜花。

公墓占地很大，我不知道莱拉·艾尔瓦雷斯的尸体被扔在哪块区域，不过新闻报道里应该提到过。然而就算读到过，我也早就忘记了，再说即便知道，那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不会通灵，没法从弃尸的那块草地感应到她发散的电波。我愿意相信有人能做到，他们手持柳枝就能找到遗失的物品和下落不明的孩子，我甚至相信他们能看见我见不到的灵光（我不确定“丹尼男孩”最近的那个女朋友有没有这种能力）。但我做不到。

不过，在实地走一走，说不定真能撬动某个线索，接上某条很可能永远无法打通的思路。天晓得你的大脑是怎么运转的。

也许我去那儿是想感受一下那个姓艾尔瓦雷斯的姑娘。也许我只是想在草地上走个几分钟，欣赏一下美丽的花朵。

我从二十五街拐进墓地，在南边半英里外拐上三十四街。这时我已经穿过了整个公园坡，来到了日落公园的北侧边缘，再走两条马路就是这块区域因其而得名的小公园。

我走到公园，从中间穿过。然后我从新乌得勒支大道和四十一街路口的电话亭开始，依次走过凶手用来给库利家打电话的六部投币电话。我最感兴趣的那部电话在第五大道上，位于四十九街和五十街之间。他们在那儿打了两次电话，因此可以推断它离他们的大本营最近。与其他的投币电话不一样，这部电话不在街上，而是在一家二十四小时洗衣房的进门处。

店里有两个女人，都很胖。一个正在叠洗好的衣物，另一个翘起椅子腿背靠水泥墙坐着，她手里那本《人物》杂志封面上是桑德拉·迪。我往电话里投了一枚硬币，打给伊莱恩。她接起电话，我说：“所有的自助洗衣房都有公用电话吗？到处都是这样？你总能在自助洗衣房里找到投币电话？”

“你知道我等你问我这个已经多少年了吗？”

“什么？”

“你以为我什么都知道，真是太看得起我了，然而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好几年没进过自助洗衣房了。事实上，我甚至怀疑我以前有没有去过。我这幢楼的地下室有洗衣机。因此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为什么问这个？”

“绑架案发生的当晚，库利接到的两个电话都来自日落公园一家自助洗衣房里的投币电话。”

“而你这会儿就在那儿，正在用那台电话打给我？”

“对。”

“然后呢？其他洗衣房有没有装电话有什么关系呢？别告诉我，让我自己想。算了，我想不出来。为什么？”

“我在考虑他们会不会就住在附近，因此才会想到要用这台电话。你从街上看不见它，除非你住在一两个街区之内，否则当你想打电话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肯定不会是它。除非现在每一家洗衣房里都装了电话。”

“好吧，我不了解自助洗衣房。我们公寓楼的地下室里反正没电话。你的脏衣服是怎么处理的？”

“我？我那儿路口有个洗衣房。”

“他们有电话吗？”

“不知道。我早上把脏衣服送过去，晚上去取洗干净的。其他一切都交给店里。”

“我打赌他们不分颜色。”

“什么？”

“当我没说。”

我离开自助洗衣房，在路口的古巴小餐馆喝了杯拿铁。那伙杂种，他们用过洗衣房里的电话。我离他们就有那么近。

他们肯定就住在附近。不只是在这块城区内，而且就在洗衣房一两个街区的半径内。要我相信我能感觉到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码并不困难，但那只是自欺欺人。我不会感应电波，我能做的仅限于推测当时发生了什么。

她离开家，他们盯上她，尾随她来到达戈斯蒂诺超市，拎袋小弟送她上车，因此他们没有出击；接下来他们尾随她来到大西洋大道。她走出阿尤伯的店，他们抓住她塞进车厢，然后扬长而去。接下来去了哪儿呢？

无数个地方之中的一个。红钩区的某条小道、某个仓库背后的小巷、某个车库。

从绑架发生到绑匪第一次打电话之间隔了几个小时，我猜这几个小时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折磨她，就像折磨帕姆·卡西迪那样。她死后，他们直接回家，把车停在平时的泊位上，也可能车一开始就停在那儿。那辆货车现在需要化个妆了，因为车身文字显示它属于皇后区的一家电视修理店。他们用喷漆盖住文字——也可能直接洗掉，因为那些字有可能本来就是用可洗涂料写上去的。要是他们的车库里有合适的工具，还可以给整辆车换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