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我听上去多半像个情绪不稳定的绝望中年人,但参加活动会让你学会不在乎自己听上去像什么,因此我也不在乎。在那个房间里你确实很容易掏心掏肺,因为除了彼得·库利,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而既然他才清醒了第一天,这会儿很可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听不完,更别说在五分钟后还能不能记得了。
不过,也许我听上去并没有那么糟糕。活动结束时,全体起立,齐声念诵静心祷文,然后前面两排的一个男人过来问我要电话号码。我给了他一张名片。“我经常外出,”我说,“但你可以留言。”
我们聊了一分钟,然后我去找彼得·库利,但他已经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在活动结束前离开的,还是一结束就溜掉了,但反正就是走掉了。
直觉告诉我他不想见到我,而我可以理解。我记得自己刚开始戒酒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坚持清醒几天,然后开戒,然后周而复始。他还有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羞耻感,因为他戒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再次失去控制。各种事情加在一起,他很可能要努力一段时间才能找回自尊。
但另一方面,至少他此刻是清醒的。尽管他只戒了一天,然而从某个角度来看,你能拥有的永远只是一天的清醒。
星期六下午,电视转播的体育比赛看到一半,我打电话给电话公司的接线员,说我弄丢了启动和解除呼叫转移的说明书。我想象她检查记录,发现我从没订购过这项服务,于是打电话报警,巡逻车立刻包围了我入住的旅馆。“放下电话,斯卡德,举起手,出来!”
还没等我想象完,她就播放起了一段录音,电脑合成的人声向我解释我该怎么做。它说得太快,我来不及记录,于是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重复这个流程。
出门去伊莱恩家之前,我按照提示一步步设置,把打给我的电话自动转接到她的线路上。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设置的时候我谈不上有多大的信心。
她买了曼哈顿戏剧俱乐部的票,看的是一场晦涩而忧郁的话剧,作者是某个南斯拉夫人。我猜翻译大概损伤了一些寓意,然而台上演绎的剧情依然发人深省,拽着我走进了心灵深处的黑暗通道,但就是不肯开灯。
整出戏都没有安排休息时间,因此它造成的苦难更是雪上加霜,从头到尾就是一种折磨,九点三刻散场的时候,我们连一秒钟都不想多待了。演员谢幕,场内亮灯,观众蹒跚离开,就像一群僵尸。
“真是良药苦口。”我说。
“也可能是毒药。对不起,最近我选东西的眼光特别好,对吧?上次是你讨厌的那部电影,这次是这出戏。”
“我不讨厌这出戏,”我说,“我只是觉得我和它打了十个回合,脸上挨了好几记重拳。”
“你觉得它到底想传递什么信息?”
“也许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才能说清楚。至于想传递的信息?我不确定。大概是说这个世界已经烂透了吧。”
“这还需要看话剧吗?”她说,“翻开报纸就知道了。”
“啊,”我说,“也许在南斯拉夫不一样呢。”
我们在剧院附近吃晚饭,话剧的气氛压迫着我们。吃到一半,我说:“我有话想说。我想为那天晚上的事情道歉。”
“已经过去了,亲爱的。”
“我不确定有没有过去。我最近情绪不太对劲,部分是因为这个案子。我们有过一些突破,感觉像是取得了进展,但现在又完全卡住了,我自己也觉得进退不得。但我不希望它影响到我们。你对我非常重要,我们的关系对我非常重要。”
“对我也一样。”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尽管话剧的气氛没那么容易消散。吃过饭,我们去她家,我上厕所的时候,她去查看答录机。等我出来,她好奇地看着我。
她说:“沃尔特是谁?”
“沃尔特?”
“他说打电话就是想打个招呼,没什么重要的,想告诉你他还活着,回头也许会再打给你。”
“哦,”我说,“前天夜里戒酒会上认识的一个人。他才戒酒不久。”
“你把我的号码留给他了?”
“没有,”我说,“我为什么要留你的号码?”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哦,”我忽然明白了,“哈,看来设置好了。”
“什么设置好了?”
“呼叫转移。我告诉过你,K兄弟他们折腾电话公司的时候帮我订了呼叫转移服务。今天下午我启用了。”
“所以你的电话会转到这儿来?”
“没错。我不怎么相信真能成功的,但显然我设置好了。怎么了?”
“没什么。”
“你确定?”
“当然。你想听一听留言吗?我可以再放一遍。”
“要是只说了那些,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