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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无意识的面质（第3页）

阿尼玛所说的话在我看来很狡猾。倘若我把无意识的这些幻觉当作艺术，那么它们除了视知觉便没有更多的可信性，如同看了一部电影。我还会觉得对它们不负道德责任。那时，阿尼玛可能会轻易地诱使我相信，我是一位不被世人理解的艺术家，而我那所谓的艺术本性则给了我忽视现实的权利。要是我听了她的话，她十有八九会在某一天对我说：“你以为你在搞真正的艺术吗？根本就不是。”如此，这位无意识的代言人，阿尼玛，迂回地介入，能把一个男人彻底毁灭。归根结底，意识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能够理解无意识的表现形式，并采取某种态度来对待它们。

现在，我不需要再与阿尼玛这样交谈了，因为我不再有激烈的情感。但是，如果我仍有那样的情感，我还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它们。如今我直接意识到了阿尼玛的想法，因为我已学会接收无意识的内容，以及理解它们。我已知道该如何对待内在的意象。我能够从我的梦里直接读出它们的含义，所以不再需要一个中介者来传达它们了。

我先把这些幻觉写在了《黑书》里，稍后，我又把它们转记在了《红书》里，还给它们添上了插图[20]。其中包括了我的大部分曼荼罗（mandala）画作。在《红书》中，我尝试从审美的角度来雕琢我的幻觉，然而却不能完成。我发觉，我仍未找到合适的语言，只能把它们翻译为其他东西。因此我便及时放弃了这种唯美倾向，转而赞同一种严谨的理解过程。我知道，如此之多的幻觉需要脚下有坚实的土壤，而我必须首先完全返回现实中去。对我来说，现实即科学的领悟。我必须从无意识给予我的洞见中得出具体的结论——这一任务成了我终生的工作。

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的我，很讽刺地几乎在实验的每一步中，都遇到一样的精神材料，或是神经病的特质，或是疯子身上的症状。这是无意识意象的储备，它们让精神病患者毁灭性地神志不清了。然而它又是神话时代想象力的基石，其已从我们的理性时代中消失了。尽管这种想象力无处不在，却成了禁忌，为人们所惧怕，以至将自己托付给通向无意识深处的无常之路，也显得像一个危险的实验，或一种不靠谱的冒险。人们认为这是一条错误之路，前途未卜，充满争议。我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话：“英勇撞开那人人甘愿匍匐而过的大门吧。”[21]《浮士德》的第二部也远不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是“金链”[22]中的一环，其从最初的哲学炼金术和诺斯替教一直延续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种想象力难得人心、模糊不清而又危险，却是探索世界另一极的一段航程。

尤其是在我从事幻象分析的时候，我格外需要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个支撑点，而我可以说，我的家庭和职业工作便是我的支撑点。在现实世界中拥有一份正常生活，以与奇异的内心世界抗衡，这对我来说极为重要。我的家人和我的职业是我随时可以回归的根基，确保我是一种实际的存在，是一个普通的人。无意识的内容本会让我失去理智。但是我的家庭，以及如下认识——我有一个瑞士某大学颁发的医学文凭，我必须帮助病患，我有妻子和5个孩子，我住在库斯纳赫特市西斯特拉斯街228号——这些现实向我提出了要求，并且再三向我证实，我真的存在，我不像尼采那样如同一张白纸，随精神之风而翻飞。尼采失去了他脚下的根基，因为他除了思想的内心世界一无所有——他的思想反而顺手控制了他，比他控制它更甚。他断了根，徘徊在大地之上，因此他屈从于夸张和虚幻。对我来说，这种虚幻是恐怖的精髓，毕竟我针对的是现世今生。无论我是如何全神贯注或漫不经心，我始终知道，我所体验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要为我的现实生活所用的。我决意要履行生活的义务，实现生活的意义。我的口号是：“这里就是罗斯托，就在这里跳吧！”[23]

时日流转，我内心转变的轮廓开始逐渐显现。1916年，我感觉到了要使某种东西具象化的迫切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内心冲动迫使我起草表达那些或许是腓利门所说的话。这样就有了《向死者的七次布道》[24]及其奇怪的语言风格。

这次布道是伴着不安开始的，但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要我做什么。我周身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就像空气里充满了鬼魂的实体。然后我的房屋好像开始闹鬼了。我的大女儿看见一个白色的身影穿过了房间；我的二女儿（并非受到了姐姐的影响）却向我讲，夜里她的毯子有两次被无缘无故地扯掉了；同一天晚上，我9岁的儿子做了一个焦虑的梦。第二天一早，他就问他妈妈要蜡笔，平常从来不画画的他，这时却画了一幅有关他的梦的画。他把此画命名为“渔夫之画”。一条河从画的中央流过，手执钓竿的渔夫站在河畔，他钓到了一条鱼。渔夫的头上是一个烟囱，猎猎的火苗和浓烟从中喷出。河的彼岸，魔鬼正从天空中飞来。他正因自己的鱼被人偷走而诅咒着。不过，在渔夫的上方盘旋着的天使说：“你不能动他一根毫毛，他只钓那些坏的鱼！”我儿子画这幅画的日子是一个星期六。

星期天下午5点钟左右，大门的门铃发疯似的响了起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两个女佣都在厨房里，从那里可以看到大门外的空旷广场。大家立刻起身去看谁在门外，但是却连个人影也没看到。我正坐在门铃旁边，不但听到了铃声，还看到门铃在振动，我们只好大眼瞪小眼。周遭的空气变得十分凝重，真是这样！我意识到有事要发生了，整个屋子仿佛进来了一大群人似的，被塞得满满的，挤满了鬼魂。它们一个挨一个，一直排到门口，空气厚重得让人无法呼吸。至于我自己，则是胆战心惊地问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齐声喊道：“我们自耶路撒冷归来，我们想要的在那儿未能如愿以偿。”这便是《向死者的七次布道》的开头。

之后，其余的文字从我笔下顺畅地流出，经过了三个晚上，这篇东西便写成了。我一拿起笔来，所有聚集的鬼魂便立即烟消云散，房间安静了下来，空气也清爽了。闹鬼事件至此结束。

这段经历必须被当作其本身或其表面上的样子来看待。毫无疑问，它与我当时的情感状态有关，我那时倾向于接受超心理学的现象。它是一个无意识的集群，其怪僻的气氛被我视作原型的内在力量。“它来回游**，飘浮在空气之中！”[25]逻辑思维自然会谎称自己对这件事拥有一些科学的、物理的认识，或者宁可把整件事情一笔勾销，称之违反了规则。但是，若不是这些法则时有被违反的情形，这个世界该是多么枯燥啊！

从那时候起，死者作为一种未被回答、未被解决和未获救赎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是因为，我的命运要求我回应的这些问题和要求，既然并非来自外界，那便必然来自我的内心世界。与死者的谈话形成了一种序言，引出了我不得不就无意识向世人传达的内容：关于无意识的普遍内容的规则范式与解释。

今天，当我再度回首，重新思考研究幻觉的那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其情形如同一种信息势不可当地向我扑来。意象中的一些事物不但与我有关，也涉及许多其他人。正是在那时，我不再只属于自己了，我不再有权利这样想。从那以后，我的生命便属于大多数了。我关心并正在找寻的知识，仍不能在当时的科学里找到。我必须亲身承受那些原初的体验，此外，还要试着把我从体验中得出的结果播种在现实的土壤里，否则它们就是主观假设，毫无可信度。那也是我决定献身为心灵服务的时刻。我对心灵既爱又恨，但它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将自己托付给它，这是我既能够承受自己的存在，也能让心灵的存在最为充实的唯一方法。

今天我可以说，我一直没有割断与我最初体验的联系。我所有的著作和一切创造性活动，都源于最初的幻觉和梦境，从1912年开始，迄今差不多50年了。我晚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均已包含于它们之中，尽管最初我只用到了情感与意象。

科学是我摆脱那一团混沌的唯一手段，不然的话，这些素材可能会像灌木丛一样困住我，把我当作丛林里的爬虫轻易扼死。我小心翼翼地试着弄懂每一个意象的含义，还有我心灵存货清单上的每一项，并按科学的方法将它们分类，尽可能地，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它们。这正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我们允许意象出现，可能会为之感到惊异，然后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从不费心思去理解它们，更不用说从中得出什么伦理结论了。这样的戛然而止会引起无意识的消极作用。

在沉浸于无意识意象中的那段时间，我决定辞掉大学的教职。我曾作为编外讲师在那里授课8年（自1905年始）。我关于无意识的体验和实验，将我的智力活动带入了平台期。写完《无意识的心理学》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看不进去科学书籍了。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年之久。我觉得自己再也跟不上学术界的步伐，也不能够谈论我正全神贯注在做的事情。无意识公开的素材已然让我哑口无言[26]。我既无法理解这些素材，也不能赋予它们形态。在大学授课时，我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感到为了把课程继续下去，我应当首先发现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方向。当我自己的学术状况都还是一团乱麻的时候，教育年少的学生岂不是要误人子弟。

于是，我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继续我的教学生涯——一条康庄大道；要么服从我的内在人格，即一种更高的理性的规则，带着我那奇特的任务勇往直前，去做与无意识的面质的实验。但是，在此事完成之前，我是不能公开露面的。

我谨慎地放弃了我的教学生涯。因为我感到某种伟大的事即将在我身上发生，而且我相信这种事情，我感到它更为重要亦更为永恒。我知道它将充满我的生活，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不惜承担一切风险。

说到底，我能不能当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当然为不得不放弃教职而烦恼。在很多方面，我很后悔自己没有局限于人们所普遍理解的材料上。我甚至有时会怒骂命运不公。不过这种情感总是转瞬即逝，不能算数。相反，如果我们留意内在人格的渴望与话语，苦恼便会烟消云散。这是我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过的，不只是当我放弃教学生涯之时。其实，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时我还是一个孩子。青年时期，我的脾气暴躁，但是每次情绪冲上顶点，它便会突然回转，然后就是一阵广阔无边的沉静。这种时刻，我觉得自己离一切都很远，刹那前还令我激动的事情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我决定辞职，并投入我和别人都不理解的事情之中，这样做的后果便是一种极端的孤独。我四处徘徊，满载着思想，但无人可诉说：他们只会误解我。我体会到了外部世界和作为意象之源的内部世界之间的鸿沟，它以最痛苦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以我目前的理解能力，我尚看不到两个世界的相互作用。我只看到“内在”与“外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我才逐渐开始走出黑暗。此时有两件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件事，是我与那个坚持要让我相信我的幻觉具有艺术价值的女人决裂了；第二件是最主要的事，我开始理解曼荼罗的图案了。这事发生在1918—1919年。1916年，我写完《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以后便画了第一幅曼荼罗[27]。当时我当然不能理解它。

1918——1919年，我在瑞士代堡（Chateaud’Oex）担任英属地区内部战争的指挥官。在那里，我每天早上都要在笔记本上画一幅小的圆形图案，也就是曼荼罗，它看似在呼应我当时的内心状态。借助这些图画，我得以日复一日地观察我精神的变化。比如，有一天我收到了那位“审美家女士”的信，她在信中固执地坚持，我的无意识中产生的幻觉具有艺术价值，应被看成艺术。这封信令我不安。这封信毫不愚蠢，从而具有危险的说服力。毕竟，当代的艺术家追求从无意识中创造艺术。这一论点背后的功利主义与妄自尊大触动了我内心的疑虑，即我不确定自己的幻觉是否真的是自发以及自然的，而不是我恣意创造的。我从未摆脱过意识上的偏执和傲慢，更倾向于认为那些随时出现的出色灵感都应归功于个人的美德，而不太好的反应则只是出于偶然，甚至是源于异己的原因。由于我内心充满怒气与失衡，我第二天便自然地画出了一幅有所改变的曼荼罗：部分边缘裂开了，图案的对称性被打破。

我渐渐发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曼荼罗：“形成，转化，不灭心灵的永恒游戏。”[28]而这正是自性（theself），是人格的完整性。当一切顺利时，它便是和谐的，但它不能容忍自我欺骗的行为。

我的曼荼罗是关于自性状态的密码，它们每天呈现在我面前时都是崭新的。从中我看到自性——我的整个身心——正活跃地工作着。诚然，一开始我只能模糊地理解它们。但它们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守护着它们，视若明珠。我明确地感到它们是某种核心的东西，并适时地从中获取了关于自性的生动概念。我认为，自性是一个不可分的个体，它就是我，也是我的世界。曼荼罗所表现的正是这一个体，等价于心灵的微观本性。

我不知道这一时期我画了多少幅曼荼罗，实在是数不胜数。当我画它们的时候，我反复地问自己：这个过程将导致什么结果？它的目的何在？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当下绝不可以擅自拟定一个看似可信的目的。事实已向我证明，我必须摒弃将自我视若千金的观念。毕竟，我对它的守护半途而废了。我本想继续对神话进行科学分析，继续我在《转化的象征》中开始的工作。这仍是我的目标——但我却不能再想它了！我被迫经历无意识的历程。我只好让自己随波逐流，根本不知道它将带我走向何处。然而，当我开始画曼荼罗的时候，我看到一切都通向了一个点，不论是我所走的路，还是我所采取的步骤——都通向了中央的一点。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曼荼罗就是这一中心点。它是一切道路的交会处。它通向了中心，通向了自性化（individuation）。

若干年后（1927年），我通过一个梦印证了我对这一中心点和自性的看法。我用一幅曼荼罗描绘出梦的本质，将之命名为“永恒之窗”。这幅画收录在《金花的秘密》（TheSecretoftheGoldenFlower）[29]中。一年后，我画了第二幅画，同样也是曼荼罗[30]，中央是一座金色城堡。画完时，我问自己：“为什么如此具有中国气息？”我对其构图和配色印象深刻，觉得很有中国特色，尽管表面上没有中国元素，但它就是给我这样的印象。此后不久，一个奇怪的巧合发生了，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卫礼贤的信，附有一篇关于道教炼丹术的论文手稿，名为《金花的秘密》，他请我就之写一篇评论。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这篇文章意想不到地确证了我关于曼荼罗和围绕中心的螺旋的想法。这便是第一件打破了我的与世隔绝的事。我感到了共鸣，我终于可以与某些人和事同舟共济了。

为了纪念这种巧合，这一“共时性事件”，我在这幅具有中国印象的画下面标注道：“1928年，当我画下这幅形似一个戒备森严的金色城堡的画时，远居德国法兰克福的卫礼贤给我寄来一本中国的千年古卷，书中提及了金花，长生不老的根源。”

刚才提及的梦是这样的：我置身于一座被煤烟熏黑了的肮脏城市。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四周一片漆黑又冷雨潇潇。这个城市是英国的利物浦。我与一群——六七个——瑞士人一起走过了几条黑洞洞的街。我感觉好像我们刚走出港口，真正的城市实际上在高处，位于悬崖之上。我们爬了上去。那里让我想起了巴塞尔，巴塞尔的集市也是在下方，从那儿可以沿“死者之巷”向上走，会抵达上边的一片高地，通往圣彼得广场和圣彼得大教堂。我们到达这片高地后，发现有一个大广场，由昏暗的路灯照明，许多街道在这里会合。这个城市的各个街区呈辐射状排列在广场周边。广场的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水塘，水塘的中间有一座小岛。周围的一切由于雨、雾、烟和昏暗的灯光而显得模糊，唯独这座小岛被阳光照耀得光辉灿烂。岛上独长了一棵树，是一株木兰，树上花团锦簇，满是略带红色的花朵。这棵树既像是矗立在阳光中，又像是光亮的来源。我的同伴抱怨着糟糕的天气，显然没有看见这棵树。他们谈起了住在利物浦的另一个瑞士人，对他定居于此表示惊讶。我被这美不胜收的花树和阳光灿烂的小岛深深地迷住了，心里想道：“他为什么在这里定居，我可是理解得很。”然后我便醒了过来。

这个梦表现了我当时的心境。我仍清楚地记得梦中那件浅灰黄色的雨衣，在雨天的潮湿中闪着光。一切都非常令人不快，到处黑乎乎的，很是沉闷——一如我在那段时期的感受。但是我却有过一次美得超凡脱俗的视象，我凭借它才得以继续生活下去。利物浦（Liverpool）就是“生命之池”。“利物”（liver）一词，根据古老的观点，有“生命的基座”之意——它“使生命成为可能”。

这个梦带给我一种终结之感。在梦里，我看到目的已被揭示出来。我们无法超出这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目的所在，一切都指向这个中心。通过这个梦，我明白了，自性就是方向与意义的原则与原型。这正是这个梦的治愈之处。对我来说，这一洞见便指向了通向中心即达成目标的途径。我的个人神话，也从中第一次冒出了萌芽。

做过这个梦之后，我停止了曼荼罗的绘制。这个梦描述了整个意识发展过程的顶峰。它呈现了我的处境的全貌，让我心满意足。我肯定地知道，我所做的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只不过我对之仍缺乏了解，而且我的同伴中也没有人能够了解它。这个梦所带来的清晰陈述，使我得以客观地看待那些充满了我整个身心的事物。

如果没有这一见解，我可能已经失去了方向，被迫放弃了我的事业。但在这个梦里，意义已被澄清。在我与弗洛伊德决裂的时候，我已知道自己纵身跳进了未知里。毕竟，除弗洛伊德外，我对什么都不甚了了，但我还是毅然踏入了黑暗之地。当这一切发生之时，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梦，让人感到它就像神赐的恩惠。

当时我所体验和写下的事情，我用了整整45年的时间将它们提炼成科学作品。年轻的时候，我的目标是要在我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一些成就。但是后来，我偶然触到了这股熔岩流，它火焰的热量重塑了我的人生。那是促使我去开展研究的最初的东西，而我的工作多少成功地把这光芒闪烁的物质并入了当代世界的图景中去。

我从事内在意象研究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一切基本的东西都这样定型了。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素材从无意识中喷薄而出，立刻淹没了我，而后来的细节只不过是这些素材的补充和说明而已。这就是我一生的工作的原始物质[31]。

【三颗钻专家伴读】

第七章　著述

第七章是本书的难点所在，其实只适合三类人阅读：第一类是国际分析心理学学会认证的荣格分析师，他们大多数是博士毕业后从业多年的心理治疗师；第二类是专门研究荣格的大学教授；第三类是天生聪慧的荣格学说骨灰级发烧友，比如荣格及其同事的病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泡利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