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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孔子怎么当官（第1页）

七、孔子怎么当官

孔子五十一岁时出来做官了。

文人出仕，孔子是第一人。更有意思的是，用类似现代“跑官”的方式进入仕途的文人，孔子也是第一个！

对当官，孔子一直是很向往的。不但向往，而且很热衷，而且很舍得下功夫。

他年轻时一直没有机会出仕，在他三十五岁那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和郈伯因为在斗鸡中产生了矛盾，致使鲁国发生大乱，连鲁昭公自己都跑到齐国去了。孔子呢？也就离开鲁国去了齐国。孔子到齐国后也不得志，甚至跟齐国大夫关系也处得很不好，于是两年后他又回到鲁国。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齐国时，曾为“高阳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高阳子是个名声很坏的贵族，但是孔子为了能够接近齐景公，能达到出仕的目的，既使给一个名声很坏的人做家臣也在所不惜。

在这以后又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鲁国季氏家臣公山不狃盘踞费邑，起兵反叛季氏，想让孔子去那里做官。孔子很想去，他的学生子路不干了。子路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公山不狃这个人是鲁国的第二号大坏蛋，头号大坏蛋当然要算阳货。子路说什么呢？他说：“老师您要实在没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要到公山氏那里去呢！”

孔子怎么说，他说：“请我去的人，难道没有什么意图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难道不可以在那个地方恢复文、武、周公的事业，从而挽回东周这种衰败的局势吗？”

孔子为什么明知公山不狃是第二号大坏蛋，是文、武、周公事业最坚决的颠复者，还要到那里去呢？难道孔子不知道他想依靠公山不狃这样的人恢复文王、武王、周公的事业是“与虎谋皮”吗？难道他为了当官连最其码的原则也不要了吗？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也好，公卿也好，陪臣也好，没一个正经东西，差不多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孔子是想有一个政治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报负，他做谁的官都一样。孔子没法跟子路讲这些的，但他还是听从了子路的意见。

还有一件发生在孔子流亡途中的事，晋国的佛肸在中牟那个地方（现在的河北邯郸与邢台之间）搞叛乱，抗拒赵筒子，让孔子去那里做官，孔子仍然准备去，还是这个直性子的子路出来反对，阻止他说：“老师我记得您从前说过，‘君子决不与做坏事的人同流合污，’如今佛肸盘踞中牟谋反，您却要去，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孔子怎么回答？他说：没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你应该知道，最坚硬的东西是不容易被磨薄的，最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难道我这个人是个葫芦，只挂在那里给人看吗？

孔子是很想当官的。他的从政情结特别强烈。后世的知识分子一个劲地往这条小道上挤，不知与他老人家带了头是不是有关系。但是命运似乎一直在跟他闹别扭，尽管他从年轻时就为此而不懈奋斗，储备知识，精湛“六艺”，磨砺精神，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总是碰不上合适的机会。

那个时候季氏操盘鲁国国政，但是季氏又受制于他的家臣阳货。阳货这个人是有野心的，他要背叛季氏，自己跳到政治前台上来，所以就想拉拢孔子。

我们看一看《论语。阳货》篇，阳货与孔子的会见是很富戏剧性的。阳货希望孔子去拜会他，孔子不去，他就送了一只烤乳猪给孔子。这下孔子为难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不管怎么说，总要上门谢谢人家才是啊。可是孔子又实在不愿意见这个讨厌的家伙，怎么办呢？孔子就想了一个办法，专门瞅准了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他。没想到两个人在半路上碰见了，这就叫“冤家路窄。”阳货对孔子说：哈哈，老兄，别躲我了，我有话对你说呢！孔子没办法，只好走过去。阳货说：一个人自己具备才干却让国家陷入困境，这可以称做行仁德吗？我会说不可以。喜欢从政做官却屡次错过时机，这可以称做明智吗？我会说不可以。光阴似箭，时间不等人呀。

孔子说：好吧，我会出去做官的。

阳货想让孔子给他撑门面，虽然孔子非常想当官，但他不愿意当阳货的官。

在这之后，孔子与他的弟子子贡有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子贡问孔子：“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老人家说是把它藏在箱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人把它卖掉？”

孔子怎么说，他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卖掉它吧！卖掉它吧！我也是正等待识货们买主呀！

孔子想出仕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不久，果然这一回机会真的来了。

阳货反叛季氏在鲁国引发了一场内乱，内乱平息之后，鲁国特别需要一个能够维持局面的人，鲁定公和季桓子，同时想到了孔子。于是，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孔子之被任用，完全是因为他日益高涨的社会影响。中都宰这个官职，相当于县长。

中都宰这个职务，孔子干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升迁了，第二年，他52岁时，被任命为小司空，管理建筑。又没过多久，由司空再升为大司寇，管理司法。再后来孔子还当过三个月的代理宰相，位列大夫。

孔子怎么当官，史料记载不多，《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当了县长不过一年，已成为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中都县周边地区都学习他的做法。他树立了什么榜样呢？《孔子家语》记载了他实行的几条政令，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按照年龄长幼分配食物，按照身体强弱分配劳动项目，男女分路行走，器物不搞华美的雕饰，实行丧葬改革等等。除此之外，孔子肯定还做了能成为周边地区样板的许多事情。鲁定公接见过他，并且问他：“学子之法，以治鲁国，何如？”学习你治理中都的办法，来治理鲁国，可不可以呢？孔子充满自信地回答：“虽天下可以乎，何但鲁国而己哉！”用我的办法，治理天下都是行得通的，何况只是一个鲁国呢！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参与国政三个月的政绩：“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做的第一件事，是治理市场，平抑物价，使贩卖猪、羊的商人不敢哄抬物价。第二件事，是男女分路行走，率先施行男女有别的政策。第三件事，治理社会治安环境，以至于东西掉在路上都没人拣拾。第四件事，是加强政府的廉政、高效建设，四面八方的旅客来到鲁国的城邑，要办什么事不必向有关部门求情送礼，有关政府部门必须对他们给予热情接待，不得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确保服务质量的“零投诉”，直到客人满意归去。

我们说，孔子实在了不得，这些事现在做起来都难啊。可是他做到了。

《孔子家语》中记载了一个孔子办案的故事：孔子当大司寇时，有一天来了一对打官司的父子，父亲控告儿子不孝，儿子又诉父亲不慈。孔子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呢？他不判谁对谁错，而是命令把这爷俩全关起来，关在一间牢房里。关起来之后，孔子似乎把这件事忘了，一天不问，两天不问，就是不审理他们。下属办案人员说：这事怎么处置啊？总得先审一审，看看原告被告谁对谁错，拿个处理意见。孔子笑笑说：“不用管他们。”就这样一直关了三个月。最后老人提出撤诉，不告儿子了。儿子呢？也表示以后会善待父亲。父子俩尽释前嫌，和和睦睦回家了。从此以后父慈子孝，连口角也没发生过。

当政者季桓子对这件事提出批评，他以为孔子这么做是背离了以孝治民的道路。明明是那个做儿子的不孝顺父亲，父亲告他儿子是正当的。可你却不分是非曲直，把两个人全关了，让人家自己解决。以后有不孝之子，当老子的就只有忍气吞声了？孔子说：“上失之，下杀之，岂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颂，杀不辜也。”意思很明白，为政的人首先要做好表率，不教而诛是万万不可以的，更不能滥用刑罚。孔子还有一个观点：这对父子讼于公堂，不只是他们中谁的错，而是我们这些当官的没有把他们教育好。搞法律的，不要动不动就是处罚，像这父子二人，让他们两个好好反思，用情理来化解矛盾，不也很好吗？其中的效果，是使用刑罚得不到的。

我们说孔子这个理念很超前，早在两千多年前，他就想到了用情感因素去解决法律问题，这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我们试想一想，如果他当时把那个不孝的儿子打一顿板子再关上几个月的班房，他表面上伏了，但会积郁更大的怨恨，这矛盾看起来化解了，实际上却隐伏着更大的矛盾。而采取自我反思的方式化解，效果就不一样了。当然这是指民事个案而言。

如果您认为孔子当官只能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错特错了。孔子为政的才能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值得一提的“大手笔，”就有“夹谷会盟”和“堕三都”事件。

我们先简单说说“夹谷会盟”。

鲁定公十年（前500）夏，鲁国与齐国两国首脑约定在夹谷会盟，签立和平条约。夹谷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现在的山东莱芜南部。这次会盟的政治背景，与孔子有关。齐国大夫黎弥说齐景公：鲁国重用孔子，那么形势的发展会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必定会给齐国带来更大的威胁。于是齐景公派使臣约会鲁定公，在夹谷相会洽谈缔结盟约。

鲁定公本来没有一点戒备心理，孔子向他建议说：办理文事一定要有武备，办理武事一定要有文备。古代诸侯出国，一定配备文武官员随行，您不妨安排左右司马同去。鲁定公采纳了他的建议。

果然不出孔子所料，这一次会盟一开始就险象丛生。两国首脑相见的程序刚过，齐国的四方舞乐队伍就就以旌旗为先导，头戴羽冠，全副武装蜂涌登场，试图武力劫持鲁定公。鲁定公一时手足无措。这个时候，被齐国大夫黎弥认为“知礼而无勇”的孔子突然站起来，从容不迫地走到盟坛上，大义凛然地对鲁景公说：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两国首脑在这里会盟，为什么让这些夷狄的舞乐来出丑，你齐君还怎么号令诸侯？齐景公自知失礼，挥手斥退了舞乐。

紧接着，又演奏宫中之乐，齐国一些戏谑艺人和一群小矮人边舞边唱上了台。孔子又说：百姓迷惑戏弄诸侯，论罪当斩！请命令有司去执行。这些人于是全被腰斩。

盟约快要缔结时，齐国提出：齐国将来如果出兵作战，鲁国必须出动三百辆兵车助战，否则就是破坏盟约。这是一个“霸王条款”。如果鲁国承认了这个条款，就等于是把自己降格为齐国的属国。孔子随机应变，马上提出：如果齐国不把前一年阳货奔齐时侵占的鲁国汶阳地区的郓、灌、龟阴三地归还鲁国，而要求鲁国出兵车，也是破坏盟约。

于是这一条也写在了两国的盟约上。会盟之后，齐国如约归还了他们占据的鲁国汶阳地区郓、讙、龟阴的土地。

夹谷之会真是孔子的大手笔。面对国力、兵力皆大大强于鲁国的齐国，孔子不畏强霸、大义凛然，他所表现的政治家的气度、外交家的风度，让我们今天看来也不由为之鼓掌喝彩。

再说孔子的另一个大手笔“堕三都。”

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三都。”我先讲讲当时鲁国的政治格局。鲁国的政权，是由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分享的，其中孟孙氏为司空，叔孙氏为司马，季孙氏为司徒。这三个人就是鲁国三卿，也被称为“三桓。”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鲁国国政实际上把持在他手里。“三桓”在各自割据领地内的城堡，被称为“三都。”即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孟孙氏的成邑。这三座城堡，是他们搞分裂、闹独立的大本营。到了孔子仕鲁的时候，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本来“三桓”向鲁国国君要筹码闹独立的据点，反而变成了“三桓”的家臣向“三桓”闹独立的据点。当时“三桓”全部住在国都曲阜，这三大城堡是由他们各自的家臣盘踞着。他们拥兵自重，对“三桓”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形成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