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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民岭（第12页）

据三伯回忆，这三批人除爷爷和章兆铭坚持从北坡率先闯阵，并没有预定的划分，只是匆忙之中临时拨堆。然而，这临时的拨堆，竟决定了这些人中的幸存者此后的历史命运。

三伯回忆说，那天晚上山上乱极了。五伯跟爷爷走了，二伯让三伯去找我父亲和六伯。三伯找到我父亲和六伯，竟和二伯失散了，跑到了杨怀义的队伍里去了，只好跟着杨怀义从西坡突围。

根据我采访的史料推测，爷爷带着八十多人刚刚冲到断角岭下，就被日本人截住了。子弹很快打光了，鬼子们蜂拥过来，只冲出去十多个人。爷爷一条腿被子弹打中被俘。一场白刃战下来，白义彰和我五伯等三十多人被俘。随我爷爷被押进梁家寨的祠堂。当夜，坂田亲自提审，劝我爷爷投降。爷爷破口大骂，又被重新押回祠堂。白义彰表情安闲自若。他给大家讲了几个笑话，逗得人人捧腹，讲完了笑话，他凑到爷爷跟前说：“啸天兄，不是兄弟不肯奉陪到底，明天一定要割脑袋，我是个体面人，不愿身首异处，请让我先行一步。”

爷爷笑：“你怎知道明天一定要割脑袋。”

白义彰扬眉一笑道：“我算出来了。”

有人嘲笑：“师爷，你若能算，何苦落到这个地步。”

白义彰也笑了：“千算万算，总有失算。”说罢站起身，拱拱手，“啸天兄，诸位弟兄，恕不奉陪了，离天亮尚早，大家还能睡个小觉。”一转身，朝石墙撞去。登时毙命。

爷爷就哈哈笑了。

第二天早上，爷爷等三十多人被日本人押至断角岭下，绑在一棵棵木桩上，梁家寨及周围村寨的山民们被日军强行赶来观看。

五伯临刑前，对坂田的翻译请求，先杀爷爷，再杀他。坂田听了，点头同意，让人给五伯松了绑。

五伯上前几步，跪在爷爷面前：“爹，儿先给你老人家送终了。”说罢，用力磕了三个响头。

爷爷哈哈大笑：“好！好！”

坂田赞许地点点头，挥挥手，爷爷第一个被日本兵挑开了肚肠。随后，五伯等三十多人被一一挑了。前几年，我去梁家寨采访几个当时被强行赶去观看的目击者，他们告诉我，那些人被杀时，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哈哈大笑，有的表情闲淡，没有一个惊恐失色的。

坂田没有将爷爷他们暴尸示人，当天让部下在断角岭下挖了个大坑，将这三十多具尸体掩埋了，并立了一块墓碑，上边刻写：“支那烈士之墓”。这件事记载于《林山县抗战史料》：

1937年10月29日，日军将被他们残害抗日志士李啸天等三十余人葬埋于断角岭下，并立碑，借以收买人心。

我不大赞成这种说法，虽然我提不出更有力的驳论来。我只是感到坂田当时的情感应该是复杂的。

此碑于文革初期被毁。

爷爷带着八十多人在北坡下与日本人接火后，二伯带着九十多人从东坡杀下来。二伯他们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冲在前边的五十多人子弹打光了，与日本鬼子拼开了白刃，被鬼子团团围住，最后全部被鬼子用刺刀挑了。坡下的残雪，都被血溶化了。

二伯被一条狼狗扑倒，人和狗滚在了一起。二伯死死咬住狼狗的脖子，他身上被那畜生撕得血淋淋的。二伯咬断了那狼狗的脖子，满嘴的狗血，他被人拉起来，跑出了包围圈。

二伯一共带出去三十多人。他们一直向南跑，后来在途中遇到国民第15集团军27师。二伯便带着这些人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二伯当了排长，后来又当了连长。由此，二伯成了我的家族中又一个国民党军官。我小时很奇怪二伯，他为什么没有像电影和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及时受到地下党的点化，及时弃暗投明呢？而且他还干得挺卖力气，后来竟还一步步爬上去了。

1942年2月，仰光告急。应英军要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二伯在200师598团，任炮兵营长。二伯应属于机遇和能力同步的那种人。由缅归来，他官运亨通。1946年，他已是国民党的少将旅长，1948年底，他被南京政府派往北平，劝说傅作义将军抵抗到底。临行，被破格升为中将师长。当时傅作义已决心起义，傅将军与二伯有过几次见面之情，十分器重二伯，就挽留二伯。

二伯摇头说：“一臣不事二主，我不好同共产党合作。”

傅将军说：“你何必如此顽愚不化。”

二伯说：“党国待我不薄，怎能反目为仇。”

傅将军再劝：“蒋家为民众抛弃，败势天定。”

二伯凄然：“我只有玉石俱焚。”

傅将军正色道：“我若强留下你。”

二伯苦笑：“我必自杀以谢将军。”

傅作义用飞机送他去了上海。

后来，二伯随汤恩伯去了台湾，一直在国防部任职。1969年，二伯突发脑溢血，死于台北国民党陆军医院。

二伯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大女儿嫁给了加拿大一个华裔商人。二伯母随去同住。小女儿李琴，在台湾中央大学任教，业余写诗，在台湾颇有些名气。1988年，她到香港参加一个文学讨论会。会议期间，她到广州游览，住在白云宾馆，托统战部门寻找她父亲家族的人。统战部的同志找到了我，我和妹妹到广州去看李琴。由此，我知道了二伯在台湾的一些情况。

二伯晚年在台湾政界不得志，就提前退休了。他退休后，住在台南农村的一个小四合院里。二伯母晚年和二伯不睦，去了加拿大，二伯留在台湾，他却不寂寞。二伯武术极好，在台湾教了不少徒弟，他的徒子徒孙常来陪他聊天，坐在他的院子里和他神侃。二伯一点也不斯文，光着膀子，坐着小马扎，挥着大蒲扇，喝着茶水，谈笑风生。时而让徒儿们在他眼前走几招，他再指点一番。二伯爱放鸟，常有徒弟买些鸟送去，二伯仔细端详一番后，把鸟笼放在院中央，打开鸟笼，看着那鸟儿扑棱棱飞上天去。良久注视，直到看不见了，便大笑，极开心的样子。

我问李琴：“二伯提起过野民岭吗？提起过野民岭的狗头金吗？”

李琴说：“父亲说过野民岭出产狗头金，有这么大。”李琴用手比画了个洗脸盆状，问我：“是吗？”

我笑了，说我也没见过，只是听说过。

李琴又说：“父亲曾提起过他在野民岭跟日本人打仗。父亲说那一仗打得极惨，到处是血。山里的石头都浸红了。许多弟兄的身子都炸碎了，东一只胳膊西一条腿的。父亲常常感慨说，现在怕是没有人记得这些死去的人了。”

我感到二伯晚年是极思念野民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