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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民岭（第14页）

“你去找后勤部的同志弄些好酒来，今天你去陪他喝个痛快。”首长说。

三伯看首长，首长湿了眼。

首长转过身，挥挥手：“去吧，明天执行他。”

那天夜里，三伯与六伯对饮，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早上，六伯被带出去枪毙。

刑场设在军区驻地后边的小山坡上。

一口紫红色的棺材放在山坡下，十分刺目。

三伯回忆说：当时军区首长指示，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枪决后安葬，棺木公费购置；三、家属子女由政府抚养。

三伯回忆说，六伯走上山坡，回问执行的人，能不能喊几句口号。执行的人问他喊什么？六伯说：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执行的人立即去请示。首长埋下头，良久，叹口气：“别喊了。”

执行的回来传达了指示，六伯落了泪，苦苦一笑：“我死得太窝囊了。”

执行的是六伯一个老部下，咬咬牙说：“李团长，你喊两句吧！上级处分，我认了。”

六伯猛地放开嗓子：“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执行的只打了一枪，很准。六伯扑倒在山坡上。三伯奔过去，六伯没了气。后心一个枪洞，血汩汩地涌出来。

三伯回忆说，六伯喊口号的事，首长在军区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但首长什么也没说，后来也没追究。

六伯的棺木，被郝秀芬带入弄回去，埋在李家集的坟地。郝秀芬在坟上哭了一天一夜，悲悲地喊：“是我们家害了你啊。”郝秀芬后来支前去了南方，没回来，听说是又嫁人了。

六伯确实是个悲剧。按照三伯的说法，六伯若不死，前途应该是很大的。三伯一直认为六伯是一时气愤杀人。每每提起六伯，三伯总是叹气说：他吃亏吃在脾气太暴了。

三伯的脾气更暴。三伯是野民岭的传奇人物。

他当八路军时，曾赤着膀子和日本人拼刺刀，一口气捅死了七个，那刺刀拧成了麻花。他则被人家捅出了肠子，血花花地流在地上，他拾起来硬塞了回去，从死人身上撕了条裤子，绑了绑，又跑了三十多里路追赶队伍。跟他一同当八路军的都喊他“拼命三郎”。全国解放那年，三伯升到了团长。他带着队伍接管了塞北的一个城市。再后来，他当了这个城市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当了没一年，他就当烦了，把大事小情一股脑推给副局长，自己天天躲在大院里种菜，于是公安局的院子里长满了黄瓜茄子辣椒，墙上房上爬满了豆角秧。也许是他种上了瘾，便要弄个专业的干，就去找到市委书记，死说活说要回家种地。他的战友、领导死劝活劝竟留不住他。三伯犯了牛劲。

后来有人说，三伯走对了。否则，依照他那个坏脾气，赶上**，不死也要脱层皮，但许多人不赞成我上边讲的三伯是种地上了瘾，才解甲归田的。关于他回家的原因，多年来一直有三种说法流传。

第一种说法：三伯当了公安局长之后，有一次坐火车到省城办公务。他带了几个手下，前呼后拥很威风。三伯喜欢打猎，办完了公务，到省公安厅弄了几箱子弹，让手下人扛着，上了火车。谁知乘务把子弹扣下，要他们开证明来取。那时的乘务大都是些解放前的留用人员，三伯心里看不起这些吃过国民党薪水的，三句两句就谈崩了，三伯火了，便黑着脸不再言语。车到站，三伯脸一沉，命令手下把乘务捆了，带着子弹下了车，乘警来阻拦，吃了三伯几个耳光，就不敢再拦。那个倒霉的乘务被弄到公安局吊打了一顿，然后三伯让人把他放掉。谁知那个乘务员是见过些世面的，一状告到铁道部滕代远那里，又找到公安部。铁道部公安部就来了专人调查，要处分三伯。三伯生了气，就弃职回家了。

第二种说法：那年镇反，公安局抓了一批反革命，其中有两个是三伯当土匪时交下的绿林朋友。三伯念及旧情，义气第一，不顾原则把他们放了。事后上级追查下来，三伯只好引咎辞职（这种说法，极不可靠，三伯毕竟受党教育多年，决不会这样无原则。）。

第三种说法，属于桃色。三伯一生没娶女人，作为他那种身分，是件颇令人猜测的事情（有传说三伯**，我认为这是不怀好意的人糟蹋三伯。三伯那人高马大的样子，怎么会得那种挺没意思的病）。传说颇多的是三伯进城后，爱上了一个小学教师，那女人姓方，长得极俊。三伯就跟她恋得热火朝天，就要同她结婚了，那女的却被抓了起来，因为怀疑她是特务。三伯伤感至极，于是弃职回家。三伯由此受了刺激，以至一生没有结婚。

以上这些传说，似乎都能构成三伯弃职归家的理由，但我都不愿相信，我曾问过三伯，他隐隐一笑，不答，我便不敢再问。

三伯回到野民岭，当过一段时间的野民岭区副区长。但他总也不到区里去，总在山上转，似乎在找什么。三伯身后总带着一条黑狗，名字叫“黑豹”。后来“黑豹”老死了，三伯就又养了一只黑狗，取名“黑虎”。

那一年，三伯去了省城。过了些日子，三伯带回来一支地质队，带着罗盘和一些野民岭人见也没见过的仪器，在野民岭里转，说是找金。那个地质队长，是三伯的一个战友。那些日子，三伯整天乐哈哈的，并让野民岭各村寨时常弄些酒肉去慰问那些找金的人。大约过了三个月的样子，地质队长神色沮丧，带着队伍要走。那天，三伯拦在山口，黑黑着脸，不让地质队出山。“黑豹”就蹲在三伯的脚下，凶凶地盯着那地质队长。三伯就骂开了那个队长，骂他们是白吃国家干饭了，还骂了些极难听的话。那个队长一声不吭，脸色涨红地站在那里，听三伯骂完了，还是带着队伍走了。

三伯是1975年死的，县里为他开了追悼会。葬礼十分隆重，野民岭的各个村子都来了人，给三伯送葬，那纸钱扔得满山遍野，许多人都哭了，还有哭昏过去的。人们都念及三伯的好处。三伯没有火化，被葬在林山县烈士陵园。三伯的棺木刚刚放进挖好的穴里，那“黑虎”便跳进去，那畜生不叫，只是默默地伏在三伯的棺木上，人们把它抱上来，它又跳下去，再抱，它竟疯狂地叫起来，那叫声吼得人胆寒，人们只好将它活埋在了三伯的墓里。

至今，三伯仍是李家寨的老话题。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李氏家族时，谈得最多的，往往是三伯。由此，我总替父亲悲哀，人们绝口不提他，或许已经忘记了他曾经存在过。

在我父辈的群体中，父亲名声大概算最臭了。在野民岭人的眼里，他甚至连跟着蒋委员长跑到台湾去的二伯，以及当了一辈子土匪，最后被解放军剿灭的二姑也不如。

野民岭崇拜硬汉子。

父亲不是硬汉。

父亲当过八路军排长，1940年日本人大扫**，他开了小差，溜回李家寨。他若不溜，熬到现在，应该是野民岭一名显赫的人物。可是他溜了。

父亲溜回李家寨，娶了我母亲，依次生下我和弟弟和妹妹。父亲一直规规矩矩当农民。母亲1960年死的。她死时全身浮肿，脸呈绿色，她是饿急了，误吃了有毒的野菜吃死的。使我哽咽的是，父亲当时给生产队看玉米地，但我们全家只吃掉了地里的野菜，竟没有动一株玉米，甚至一片玉米叶子。我可怜的母亲，是否应该说是死于父亲的大公无私呢？母亲死后第五个月里，我17岁的弟弟去山上剜野菜，没有回来，第三天，父亲上山去找到他，他竟饿死在山顶了。父亲后来说，当时他只要从地里弄回几棵玉米，母亲和弟弟就不至于那样。

我坦率地告诉读者，父亲之所以没有那样做，决不是有高度的觉悟，而是胆小。

父亲也曾对我说：“我没有害过人，但我是怕死，真怕！”

文革开始，公社的造反派抓走了父亲，怀疑他当年开小差当了汉奸。父亲刚刚被打了几下，便挨不住，便揭发了我三伯是汉奸。亲兄弟揭发，不会有诈了。造反派便来李家寨提审我三伯。三伯跟他们到了公社，指着我父亲的脑袋骂那些造反派：“一个开小差的胡说八道你们也信？真昏了头不成？”造反派们不敢把三伯怎么样，只好又放三伯回来。三伯临出门，朝父亲跺一跺脚，恨恨地叹道：“你又何苦害我？”

父亲没被放回来，仍留在公社交待历史问题，又过了几天，父亲上吊死了，临死大喊：“三哥，我对不住你呵！他们打我，用烧红的铁丝扎我。”

三伯给父亲下葬时叹气：“他不仅怕死，而且怕疼。他真不像是野民岭的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