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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2页）

“他们会出兵干涉吗？”

“不会的！如今的日本，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些鼠偷狗盗，类似炸死大帅的事情。他们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张学良折服地点了点头，更坚定了庆祝双十节的决心。他郑重地说：“端纳先生，我希望您能充任我的私人顾问和老师，请不要谦辞。”

对此，端纳是求之不得的。他不仅可以成为左右张学良的要人，而且还能从英国高级情报部门提到一笔可观的薪水或奖金。他稍微自谦了几句，就欣然接受了这一聘请。

就在这时，副官谭海引满面堆笑的何成浚走了进来，没有顾上和端纳寒暄，何成浚就乐呵呵地说：“汉卿！大喜啊大喜……”

张学良被这位只谈烟、牌，不谈政治的何成浚的反常举动弄蒙了，真不知他今天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他镇定了一下情绪，自我解嘲地说：“快别开我的玩笑了！唱败走麦城的时候，是不会有过五关的喜讯的。”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何成浚高兴地大声笑了起来。

端纳自然知道这其中的玄机，但他不能抢先泄露，故打圆场地笑着说：“何代表！快把你带来的喜讯说出来吧，让我也跟着高兴高兴。”

何成浚一收笑容，严肃地报告说南京成功地召开了国民政府会议，全体代表一致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他看了看反应平淡的张学良，遂又神秘地说：“经蒋主席亲自提议，全体一致通过，委任张学良将军为国民政府委员。”

这消息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令张学良为难不已。接受这项任命，就等于加入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实同易帜；不接受这项成命，又等于向全国人民宣布：张学良和杀父仇敌日本人修好。怎么办？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

端纳是了解张学良这矛盾的心理的，他巧妙地配合了何成浚的行动，向张学良道喜之后，非常郑重地说：“汉卿！庆祝双十节是亮明旗帜的时机，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委任，是向日本人宣布走统一之路的决心。请接受成命吧，我给你打保票，天是塌不下来的。”

张学良为了验试日本人的态度，公然宣布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委任，并在双十节那天亲赴北大营，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当事人曾做了如下的追记：

阅兵时，他身穿新式陆军大礼服，头戴法国平顶式军帽，腰系金丝织的刀带并佩挂着礼刀——刀柄和刀鞘镶嵌金花，下垂金丝绦穗，分外神采奕奕。往日他绝少骑马，我在他身边五六年，只见他骑过一次马，就是这次“双十”阅兵的时候，因之，他更为显得雄姿英发，由此也可想见他当时的宏图壮志和深苦的用心。

张学良如此“胆大包天的举动”，终于打破了东北的格局。首先，日本朝野惶恐不安，唯怕在满蒙的既得利益易手，但碍于国际的惯例，不能因其内政问题而贸然出兵，大加讨伐；关东军中的侵华狂人，一个个气得像是胀鼓的青蛙，但因为平衡欲要倒台的田中内阁的关系，担心受到追究战争责任的处分，也只好像是吃了黄连的哑巴，把苦和怨全都憋在肚子里。

正当张学良暗自思忖如何加快推进易帜的步伐，早日实现中国统一的时候，副官谭海走进来报告：

“总司令，土肥原顾问求见。”

“不见！”张学良猝然火起，近似本能地大声说罢，又下意识地把右手一甩，示意谭海退下，照此办理。但是，当他再冷静一想，又低沉地说：“请他进来。”

土肥原贤二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日本冈山县武士之家，早年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后转入东京中央陆军的少年学校，并于一九○四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军国主义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等人同期。他因学习优秀，于一九○七年派往中国张家口，只身从事谍报工作。不久，奉调回国，继同班生永田铁山之后，又被选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供职参谋本部部副，旋被派往中国北京，在坂西机关充任坂西利八郎的助手；在青木机关充任青木宣纯的辅佐官，前后共计五年之久；接着，又受聘黑龙江省督军的武官，长达两年之久；他在成功地策动了直奉战争、绞杀李大钊等计划之后，又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受聘于张作霖的顾问。简言之，他以超凡的谍报才能，与其前辈青木宣纯中将、坂西利八郎中将并列为日本三大谋略“巨星”。

就在土肥原贤二就任张作霖的顾问不久，张作霖统率的奉军节节败退，且又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人的指挥，更不愿让出东北三省的权益换取生存，因此，关东军决定干掉挡道的张作霖，顺势解决所谓满洲问题。为此，土肥原贤二奉调出关，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共同实施这一计划。

历来，对土肥原贤二炸死张作霖事件少有文字记载。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档案文件中也仅有这样一段文字：“策划暗杀张作霖的不只河本一人，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奉天省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均曾参与其事。”对此，河本大作事后做了如下记述：

经多方研究以后，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皇姑屯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在这里满铁线走其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

下来就是要用什么方法的问题。

袭击火车？还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只有这两种方法。如果用第一个方法，马上知道是日军干的。如果使用第二个方法，或能不留痕迹地达成目的。

因而我们选择了第二个方法。但为预防爆炸失败，我们准备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的计划。这时，将乘其混乱，使刺刀队冲上去杀。我们的一切准备都完成了。

……

对此，张学良虽不知其详，但土肥原贤二是杀父凶手却是肯定无疑的。

正当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策动以杨（宇霆）代张（学良）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却断然反对：“此举欠妥！”

林久治郎是一位含而不露、又非常自信的外交家。他一方面深知土肥原贤二的活动能量，以及在其谋略方面的才能，认定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又决不赞成炸死张作霖的举动。从外交上看，此举等于把亲日的奉系军事集团推到日本的对立面。时下张学良坚决易帜，就是此举的直接反应和结果。他作为日本内阁派驻奉天的代理人，自然不喜欢为关东军出谋划策的土肥原贤二。所以，他彬彬有礼，却又有些冷漠地说：

“土肥原君是出了名的中国通，而且还是帝国派到奉天省的军事顾问，对遏制张学良易帜，一定会有高见的。借用一句中国的客套话说：我愿洗耳恭听。”

土肥原贤二自然清楚林久治郎这番话的真实用意，但他狂妄至极，从不把这位林总领事放在眼里，故直言以杨代张是下策。接着，又滔滔不绝地指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子继父业，天经地义。如果仓促由外面——尤其是由日本出面搞以杨代张的政变，必然会遭到几十万奉军官兵的坚决反对，也不会得到东三省百姓的拥护。从某种意义上说，炸死张作霖之后再搞个以杨代张的政变，等于在东北三省燃起的反日大火上浇油，越来越不好收拾。他呷了口香茗，又以教训的口吻说：

“简而言之一句话，在中国办事就得从中国的国情、民情出发，不然就一定会应中国的这句古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林久治郎听后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尤其当他想到炸死张作霖事件，真想当面质问：“难道这就是你们从中国国情、民情出发，干的最符合日本帝国利益的事吗？”但他毕竟忍下了这口气。当他看见品茗不语的土肥原贤二，知道他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在有意地提高身价。他淡然地笑了笑，问道：

“土肥原君，快把你的高见拿出来吧？”

“简单！”土肥原贤二放下手中的茶杯，“用我们的力量，把张学良捧上满蒙皇帝的宝座。”

林久治郎听后禁不住地笑出声来。瞬间，他想起了自己这几个月来的全部用心，无外乎是通过支持张学良当新的东北王，保住日本在所谓满洲的利益。结果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因此，他喟然摇首，下意识地说道：

“不行！我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