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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把尼古拉放到露天晒太阳，埋到沙土里……”

我用口袋拖来一些干净的沙土，堆在窗户下阳光晒得暖暖的地方，按照外公的指示，把弟弟埋到脖颈。小家伙很高兴坐在沙土里，那双非同寻常的眼睛（没有眼白，只有围着一层小光圈的淡蓝色瞳仁）对我眯缝着、闪着光芒。

我立刻就贴近了小弟弟，我觉得，我的所思所想他都懂。我挨着他躺在窗户下的沙堆里，外公那刺耳的叫声从窗户传来：

“死并没什么了不起，你得学会活下去！”

母亲咳个不停……

小孩腾出两只小手，向我伸过来，摇晃着白色的小脑袋；他的头发稀疏，很白，小脸蛋显得老成、聪明。

如果有母鸡、猫走近我们，科利亚[　尼古拉的昵称。]就一直盯着它们看，然后看看我，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弄得我很尴尬：小弟弟是不是已经看出我跟他在一起很无聊，想扔下他跑到街上去。

院子不大，狭窄、杂草丛生，从大门起是鳟鱼皮搭的棚子、柴火棚和地窖，然后这排棚屋转了个弯，尽头是个澡堂。房顶上满是小船的碎片、劈柴、木板、打湿了的碎木块—所有这些都是小市民们涨大水的时候和流冰期从奥卡河里打捞上来的。整个院子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各种木材。这些被水浸泡过的木材在阳光下冒着水汽，散发着腐烂的味道。

旁边是一个小牲口屠宰场，几乎每天早上，那里都有小牛哞哞的叫声和绵羊的咩咩。血腥味异常浓厚，以至于有时我觉得这气味就像一张透明的鲜红的网在满是尘埃的空气中飘**。

被斧背在两角之间打蒙了的牲畜叫唤的时候，科利亚眯缝起眼睛，鼓起嘴唇，应该是想模仿叫声，但是只吹起了空气：

“呋—呋……”

中午，外公从窗户伸出头来，吼道：

“吃午饭！”

他把小孩抱在自己膝盖上，亲自喂他，—他把土豆和面包嚼碎，用弯曲的指头送到科利亚的小嘴里，弄脏了他的薄嘴唇和尖下巴。喂了一点点，外公掀起孩子的小衬衫，用指头戳戳他鼓起的小肚皮，大声自言自语：

“还吃不？要不再吃点？”

从靠近门的黑暗角落传来母亲的声音：

“你不是看到他伸手要吃的吗！”

“小孩子不懂事，还不知道该吃多少……”

他又塞了一块嚼碎的食物到科利亚嘴里。看着他这样喂孩子，我羞愧得心痛，我喉咙下面堵得慌，有些作呕。

“好了！”外公最后说，“嗯，抱给你母亲吧。”

我接过科利亚，他呻吟着要到桌子上去。母亲迎着我站起来，嘶哑着喉咙，伸出干瘪无肉的双手，她那细长的身子，就像完全拆掉了枝条的云杉。

她完全变成哑巴了，很少用那开水一般的声音吐出一个字，她整天就静静地躺在角落里等死。她其实只剩半条命了，这点，当然，我感觉到了，也已经清楚了，而且外公也非常频繁地、不厌其烦地说起死亡，特别是在每个夜晚，当外面夜色降临，窗户里飘进来温暖的熟羊皮般的浓厚腐烂味道的时候。

外公的床放在前屋角落里，几乎就在圣像下面，他头朝着圣像和小窗户躺着，在黑暗中久久地嘀咕：

“这不，死期来临了。我们有何颜面以对上帝？我们该说些什么？要说还是忙了一辈子，做了点什么……到头来有什么出息？……”

我睡在炕炉和窗户之间的地板上，感觉较短，我把脚伸到炕炉下面，那里的蟑螂老是啄它们。这个角落让我看到不少幸灾乐祸的事情：外公做饭的时候，炉叉和火钩端头常常打破窗户玻璃。这很好笑，也很奇怪：他这么聪明的人，竟然没想到把炉叉截取一段。

有一次，罐子里的什么东西快熬过头了，他慌乱起来，用炉叉猛地一拉，炉叉打落掉窗框的一个横木、两片玻璃，碰翻并打碎了炉前台子上的罐子。这让老头子很伤心，他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就开始哭起来。

“天啊，天啊……”

白天，他出去了，我用面包刀把炉叉截掉了四分之三，但外公一看到我的工作成果就咆哮起来：

“你这该死的，该用锯子锯开，用锯子！锯下来的那段可以做擀面杖，可以卖掉，你这鬼东西！”

他挥舞着双手跑进过道，母亲说道：

“你别瞎掺和……”

母亲在八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去世了[　1879年8月5日，高尔基的母亲死于肺结核，终年三十五岁。]。继父从外地刚回来，就又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差事。外婆和科利亚已经搬到他那里，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套干净的公寓里，这几天母亲也要搬过去。

母亲去世的那天早上，她轻声对我说，声音比平时清晰而轻松：

“去找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叫他来一趟！”

她在**稍稍抬起身子，一只手扶着墙壁，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