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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好还是不好，我就是想知道。

我觉得团里的神父索洛维约夫应该知道什么是匈奴，于是就在院子里拦住他问。

他脸色苍白，体弱多病，红眼睛，没有眉毛，黄胡须，总是在生气。他一边用手杖戳着地，一边跟我说：

“这个关你什么事？”

中尉涅斯捷罗夫恶狠狠地回答：

“怎么回事？”

于是我决定去问问药房的药剂师，他总是亲切地看着我，他有一张聪明的脸庞，大鼻子上架着副金色的眼镜。

“匈奴，”药剂师巴维尔·戈尔特贝格告诉我，“曾经是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再也不会有了，已经灭绝了。”

我感觉很懊丧，倒不是因为匈奴灭绝了，而是因为困扰了我这么久的一个单词居然如此简单，弄得我一无所获。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匈奴”，自从跟他们有了交集后，词汇就再也没那么困扰我了，也正因为“阿底拉”，我才跟药剂师戈尔特贝格熟络起来。

这个人知道所有复杂词汇的通俗含义，他有一把开启知识奥秘大门的钥匙。他用两根手指扶正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说话像有一些小钉子钉进我脑门：

“朋友，单词好像一棵树上的叶子，要弄清楚一片叶子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就需要知道这棵树是如何生长的，—这就必须学习！书籍，朋友，就像一座美丽的花园，里面什么都有：有的让人舒服，有的让人受益……”

我常常跑到他那个药房给经常害“胃灼热”的大人们买苏打和苦土，为婴儿买月桂软膏和泻药。药剂师那简短的教诲使我对书的态度愈加严肃认真了，不经意间，它们对我就像伏特加之于酒徒，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

书籍给我展现了另一种生活—一种促使人们去建功立业、去犯禁的强烈感情和愿望。我看到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没能力建功立业和犯禁的，他们生活在跟书中所写的完全不同的某个地方，因此很难理解—生命中究竟什么是有意义的？我不愿过这样的生活……这点我很清楚，—我不愿意……

从图片说明中我知道了在布拉格、伦敦、巴黎这些城里没有沟壑和肮脏的垃圾堤坝，那里都是笔直宽阔的街道、不一样的房屋和教堂。那里没有把人困在屋子里六个月的冬天，也没有只可以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片、马铃薯和讨厌的亚麻油的大斋期。大斋期不许看书，《绘画评论》被他们收走了，于是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袭上身来。现在，我把这种生活跟从书里获得的知识一比较，就看出它要贫乏和畸形得多。一有书读，我就振奋，浑身是劲，干活儿就麻利，我有个目的：干活儿越快结束，我读书的时间就越多。书被夺走了，我就变得萎靡不振、懒洋洋的了，患上了一种从没见过的健忘症。

记得正是在这些无聊空虚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有天晚上，大家刚躺下睡觉，忽然传来教堂嗡嗡的敲钟声，家里的人一下都被惊动了，半裸的人们扑到窗前，互相打听着：

“失火了吗？敲钟报警吗？”

可以听见别的房子里也是一片忙乱，门关得啪啪作响。有人牵着马在院子里跑。老太婆大声嚷嚷，说是教堂被偷了，男主人让她闭嘴：

“够了，妈妈，已经听清楚了，这不是报警钟声！”

“哦，那八成是主教死了……”

维克多从高板**爬下来，穿好衣服，喃喃说道：

“我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

男主人叫我上阁楼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去，爬到天窗外面的屋顶上，—没看见火光；寂静的寒冷空气里，钟声慢腾腾地撞响着；黑暗里，跑着一些看不清楚的人，踩着雪地发出喀喀的声响，雪橇滑板发出刺耳的吱吱声，钟声响得越来越恐怖。我回到房间。

“没看到火光。”

“呸，天啊！”男主人说着，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把衣领竖起来，犹豫不决地把脚塞进套鞋。

主妇劝他：

“别去！喂，别去啊……”

“少废话！”

维克多也穿戴停当，逗着大家：

“我知道……”

两兄弟上街去了，女人们叫我烧茶炊，自己跑到窗口张望，但是几乎与此同时，男主人在外面拉门铃，他一声不吭地沿着楼梯跑进来，打开前厅的门，粗着嗓门说：

“沙皇被人暗杀了！”[　指1881年3月俄国民意党人刺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给杀死了？！”老太婆大叫一声。

“杀死了，一个军官跟我说的……现在怎么办？”

门铃又响了一下，维克多回来了，一边不爽地脱着衣服，一边气鼓鼓地说：

“我还以为—打起仗来了！”

然后，大家坐下喝茶，平静地交谈着，都压低声音，小心翼翼。街上安静下来，钟也不响了。整整两天，他们都小心地神秘地低声交谈，去了某个地方，有些客人来访，详细谈着什么。我非常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主人们把报纸藏起来，不让我看。我问西多洛夫，沙皇为什么被暗杀？西多洛夫低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