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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蠢货、骗子！你等着，我要给你颜色看看……”

我不能不走这条街—这是最近的一条路。我就起得早些，免得又碰上这个人，但过了几天还是碰上他了—他坐在台阶上，正抚摸着一只躺在他膝上的烟色的猫。我走到离他约三步远的距离，他跳起来，抓住猫的双腿，把它的头对着一个柱子摔过去，一股暖暖的东西溅到我身上。他摔完，把猫扔到我脚边，然后站在篱笆门前，问：

“怎么样？”

这还能怎么办！我们两个像公狗似的满院子追打起来。后来，我坐在斜坡的野草地上，由于无法言表的悲伤而气得发狂，我咬紧嘴唇，才不至于号叫起来，呐喊起来。每当想起这个，我总是会厌恶得发抖，真是奇怪—我竟然没疯，没有杀人。

我干吗要说这种龌龊事？是为了你们慈悲的先生们知道这种事还没过去，没过去！你们喜欢那种杜撰的恐怖故事，喜欢说得漂亮的、奇幻的让你们觉得特别刺激的恐惧。而我，却知道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可怕的、令人震惊的事情，用这些故事来激起你们的不快，是我无法剥夺的权利，为的是让你们记住该怎样生活以及靠什么生活。

我们都过着一种龌龊猥琐的生活，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深深爱着人们，不想任何人受苦，但是我们不要感伤，不能把严酷的真相掩盖在五花八门的美丽谎言之中。要面对生活，面对生活啊！应当让我们心里和大脑里一切美好的、人性的东西都融进生活里。

特别让我头痛的是人们对妇女的态度。读了很多小说之后，我把女人看成生活中最美好最有意义的。让我坚信这点的是我的外婆，她的那些关于圣母、关于慧女瓦西莉莎的故事，还有不幸的洗衣女纳塔莉娅，以及成百上千的我亲眼所见的女人们、生命母亲们的眼神和微笑，她们用这些眼神和微笑装点着这缺少欢乐、缺少爱的人生。

屠格涅夫的书颂扬属于女性的荣耀，我用我知道的所有关于女性的美好的东西美化我记忆里的“女王”形象—海涅和屠格涅夫对此做出了特别多的宝贵贡献。

傍晚从集市上回来，我站在山上，靠在城墙上，看着伏尔加河对岸正在落下的太阳，天空中流动的火红的河流，大地上可爱的河流在渐渐暗红、渐渐变青。有时候，在这样的时刻，整个大地感觉就像一个巨大的囚犯船，它就像一头猪，一艘看不见的轮船懒洋洋地拖着它驶向某地。

但我想得较多的还是大地的广阔、那些我从书本上知道的城市、那些住着不同人种的异国他乡。外国作家书里描写的生活比我周围那缓慢、单调的沸腾生活要更清爽、更可爱、更休闲。这让我的不安平静下来，唤起了我对另一种生活近乎痴迷的向往。

总是有种感觉，我会遇到一个纯朴、睿智的人，他会带我走上一个明媚的宽阔大道。

有天，我正坐在城墙下的长凳子上，我旁边出现了雅科夫舅舅，我没察觉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没一下子认出他。虽说几年来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但很少见面，偶尔碰到也就寒暄几句。

“嗨，抽条了，你长这么高了。”他推了我一下，开玩笑似的说道，于是我们就像老早就认识但是却生疏了的人一样交谈起来。

从外婆口中，我知道雅科夫舅舅这几年彻底破产了，家当全卖了、挥霍完了。他当过一个流放中转站的看守助理，但结局很糟：看守病了，雅科夫舅舅却在自己公寓里招待犯人打牙祭。这事传开了，他被解职并被告上法庭，被诉擅自夜间放囚犯进城“寻开心”。犯人一个也没跑，但有一个正在拼命掐助祭（教堂执事）脖子的时候被当场抓住。这案子侦查了很久，但还是没过堂，—犯人和看守都帮他开脱，结果把善良的舅舅救了下来。不过现在他没工作，靠儿子生活，他儿子在当时著名的卢卡维什尼科夫唱诗班唱歌。说到儿子，他的讲述很奇怪：

“他在我家里严肃起来了，架子也大了！他是个独唱歌手，只要你没及时摆上茶炊，或者没来得及把衣服洗干净，—他就要冒火！是个一丝不苟的小伙子，爱干净……”

舅舅本人倒是老多了，一身都脏兮兮的，头发脱落，整个人都萎靡不振。他那快乐的鬈发脱落得很厉害，两只耳朵凸起，在眼白上、在剃过的精制山羊皮似的脸颊上有密密麻麻的红色细纹。他开着玩笑，但好像他嘴里有个什么东西碍着舌头，尽管他牙齿是整齐的。

我很高兴能跟一个见多识广、善于在生活中找乐子的人交谈。我清楚地记得他那些可笑的、活泼的歌曲，记忆里响起外公对他的评价：

“唱歌上他是大卫王，做事上他是毒辣的押沙龙[　大卫王的儿子，曾经刺死哥哥暗嫩，进而起兵篡夺父亲的王位，后兵败而死。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三至十八章。]！”

林荫道上，一些上流社会人士从我们身边走过：衣着华丽的太太、官员、军官。舅舅穿着磨烂了的秋外套，戴顶皱巴巴的帽子，脚穿棕红色皮靴，缩成一团，好像在为自己的衣装难为情似的。我们进了波恰印斯基山谷[　下诺夫哥罗德城的茶市旧货市场区。那里有一些廉价小餐馆和旧货摊。]的一家小餐馆，占了个窗户面朝市场的位置。

“还记得您唱的这首歌吗：

一个乞丐晒脚布，

另一个乞丐偷脚布……”

当我说出歌词时，猛地第一次体会到这首歌的嘲讽意味，觉得这快乐的舅舅又凶又聪明。

他倒了杯伏特加，若有所思地说：

“我活到这把年纪，出了些洋相，但—还不够！这歌不是我写的，是一位神学校的教员编的，他死啦，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我们曾经交情不错，他是个单身汉，成了酒鬼，死了，冻死的。我记忆里多少人成了酒鬼啊，数都数不过来！你不喝酒吧？别喝酒，切记。常去看外公吗？郁闷的老头儿，好像快疯了。”

喝了杯酒，他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身体也直起来，变年轻了，说话更兴奋了。

我问起那桩犯人的事情。

“你听说了？”他往四周看了看，问道，然后压低声音说，“怎么啦，你是说犯人？我不是他们的审判官。我看他们也是普通人，就说：兄弟们，我们都和睦点儿，日子过得开心点儿。有这么一首歌：

命运不能妨碍快乐！

就让它来弯下我们的腰吧，

我们还是会欢笑着过日子，

只有傻瓜才不这样生活！……”

他笑着望望窗外那已经暗下去的山谷，谷底遍布着各种做买卖的小摊，捋着胡子继续说：

“他们当然很高兴，坐牢真是无聊。嗯，我们一检查完，他们就来我这里，伏特加、下酒菜，有时是我请，有时是他们请，然后大家就摇起来了，弹唱起俄国母亲啊！我喜欢唱歌跳舞，他们中间有优秀的歌手和舞者，令人吃惊！有的人戴着镣铐，没法跳舞，我就许可取下镣铐，这是真的。他们其实自己也会取下镣铐，不用铁匠，真是能干，令人吃惊！至于说我放他们进城去抢东西，纯粹胡说，这个到最后结案都没看到证据……”

他沉默了一会儿，望望窗外，望望山谷，旧货摊主们正忙着收摊，铁门闩发出沉闷的声音，锈了的铰链发出刺耳的声音，不知什么板子掉了下来，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然后，他朝我快乐地眨了下眼睛，小声说：

“说实话，还真有个人每天晚上都出去，不过他没戴镣铐，只是本地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小偷，他在离此地不远的佩乔尔村有个情人。至于跟助祭的事情那是个误会：把助祭当成生意人了。那是个冬夜，刮暴风雪，人人都裹着皮大衣，匆忙中谁能搞得清，谁是生意人，谁是助祭？”

我觉得好笑，他也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