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等着!上帝会惩罚你,会让你变罗圈腿,下流坯!……”
大斋期头一周的礼拜天,老太婆煎油饼,但是都煎煳了。她的脸被炉火烤得通红,气得大叫:
忽然,她闻闻煎锅,脸一沉,把煎锅往地上一扔,号啕大哭起来:
“天哪,锅里不干净,有肉味,怪我周一吃素时没洗干净,主啊!”
她跪下去,眼泪汪汪地祈祷:
“上帝啊,请看在你威望的分上饶恕我这该死的老婆子吧!不要惩罚我这老糊涂啊,上帝……”
煎好的煎饼都喂了狗,平底煎锅洗干净了,但是儿媳妇吵架的时候还是会责备婆婆:
“您连大斋期都用荤油煎锅煎东西。”
她们把上帝拉进家里的一切事务中,拉进小日子的方方面面,—因此乏味的生活也拥有了表面上的意义和重要性,仿佛时刻在为高端阶层服务。这种把上帝拉进生活里琐碎事物的做法让我很是压抑,我会下意识地往四周张望,觉得自己处在某人无形的监视中,一到晚上,恐惧像冰冷的云朵把我裹起来,这恐惧来自厨房的一个角落,就是那个黑色圣像面前点着长明灯的地方。
橱柜架子旁边,有个大窗户,两个窗框被中间一根柱子分开,无底的蓝色天空正往窗户里张望,仿佛房子、厨房和我,都挂在这天空的边缘,如果运动剧烈一点儿,全部都会脱落、掉进这蓝色的寒冷洞窟,在死一般的寂静中飞过星辰,像一块扔进水里的石头,无声地沉下去。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不敢翻身,期待着生命的终结。
不记得我是如何走出这个恐惧的,但我很快就走出来了。当然,外婆那个善良的上帝帮了我一把,我想,我那时就明白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我没干坏事,没有罪过,就不会受惩罚,而我是用不着给别人背黑锅的。
白天做日祷的时候,我也会开小差,尤其是春天,—一种无法遏制的力量坚决不让我去教堂。如果他们给我两戈比蜡钱,那就简直害了我:我买了一副羊拐子(一种玩具),整个日祷中都在玩,弄得每次回家都晚了。有一次,我竟然把用来追祭亡魂和买圣饼的十戈比输光了,没法,我不得不从教堂执事(司祭)从圣坛端下来的盘子里偷拿了一块饼子充数。
我玩得很痛快,玩得很投入。凭着足够的小聪明和实力,很快,我就成了这一带街头玩羊拐子、玩球和玩打棒游戏的名手。
大斋期的时候,他们逼着我做忏悔斋戒祈祷,于是我就去邻居多利梅东特·波科罗夫斯基神父家做忏悔。我觉得他是个严厉的人,而且在他面前我犯过不少罪:扔石头打他花园里的亭子,老是与他的孩子们作对,总之,他可以对我提起许许多多我干过的各种令他不快的事情。因此,这令我分外尴尬,站在有点寒酸的教堂里排队等忏悔的时候,我心里很是忐忑不安。
但是多利梅东特神父用好心责备的感叹迎接我:
他把一块厚丝绒布放到我头上,我在蜜蜡和神香的气味中透不过气来,说话很费力,也不想说话。
“听大人的话吗?”
“不听。”
“说吧:我有罪!”
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我偷过圣饼。”
“这个—怎么回事?在哪里偷的?”神父想了想,不慌不忙地问。
“三圣教堂、圣母教堂、尼古拉教堂都有偷……”
“哇—哇,所有教堂都偷了个遍!这个,老弟,可不好,是罪孽,明白吗?”
“明白。”
“说吧:我有罪!简直胡来,偷来吃吧?”
“有时候—吃了,有时是玩羊拐子输了钱,但是得带圣饼回家啊,所以我就去偷……”
多利梅东特神父开始叽里咕噜默默念叨着什么,然后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忽然严厉地问:
“没有读什么地下出版的书吧?”
当然,我没懂这个问题,反问道:
“什么啊?”
“没读过禁书吧?”
“没有,什么样的禁书都没读过……”
“宽恕你的罪孽……起来吧!”
我吃惊地看了一眼他的脸,—那是沉思而善良向着我的脸。我觉得尴尬、内疚。
送我来做忏悔的时候,主人家要我老老实实地忏悔所有自己的原罪,把忏悔说得恐怖可怕。
“我向你的亭子扔过石块。”我坦白道。
神父把头一抬,说:
“这可不好!走吧!”
“我还扔石头打过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