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默默走了几步,忽然,在一个搭过帐篷的大坑里看到一个人:他坐在坑底,身体斜靠着,肩头靠着坑壁,大衣从一侧翻到耳朵上边,好像想脱但没能脱掉。“醉鬼。”歌手停下说道。
此人手旁的嫩草地上,放着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不远的地方有顶帽子,帽子旁边是一瓶打开喝过一些的伏特加,瓶颈埋入了青草里。此人脸部害羞地藏到了大衣里面。
我们一声不吭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米特罗波尔斯基叉开双腿,说:
“他自杀了。”
我马上明白过来,这人没醉,而是死了。但是这太突然了,令人难以置信。我记得,看着那个从大衣里伸出来的光滑的大大的头顶,还有那个发青的耳朵,我不觉得害怕,也没有怜悯,—不相信一个人会在这样温柔的春日自杀。
男低音歌手用一只手掌使劲揉搓着没有剃过胡子的脸颊,就像他很冷似的,沙哑着嗓子说:
“中年人。老婆跟人跑了,要不就是把别人的钱挥霍完了……”
他叫我进城报警,自己在坑边坐下来,一双脚放到坑里,身子冷得紧紧裹在旧大衣里。我报了警,说有人自杀,然后就立刻往回赶,此时低音歌手已经喝完了死者剩下的伏特加酒,挥着空瓶子迎接我:
“就是这酒害了他!”他号叫着,猛地把瓶子往地上一扔,把瓶子摔得粉碎。
警察跟着我跑来,往坑里看了一眼,就摘下帽子,犹豫地画着十字,问歌手:
“你干吗的?”
“这不关你的事……”
警察想了一会儿,更加客气地问:
“您这是怎么啦,这里死了个人,而您却醉醺醺的?”
“我已经醉了二十年了!”歌手把手掌往胸前一拍,得意地说。
我相信他喝了这瓶伏特加会被抓起来的。从城里跑来了一些人,威严的警察分局局长坐着马车赶来了,他去下到坑里,撩起自杀者的大衣,看了一眼他的脸。
“谁第一个看到的?”
“我。”米特罗波尔斯基说。
分局局长看了他一眼,恶狠狠地拉着长调说:
“啊—啊,你好,我的先生!”
众人围拢过来,有十五六个,喘着粗气,闹哄哄的,一边围着坑,一边往里望,有人叫起来:
“这是我们街上的小官僚,我认识他!”
低音歌手晃晃悠悠地站在分局局长跟前,摘下帽子,跟他争执起来,嘴里闷声闷气地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分局局长当胸推了他一把,他晃了一下,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一个警察慢慢从兜里掏出一根绳子,把歌手那习惯性地顺从地放在背后的双手捆了起来,分局局长气冲冲地对着围观的众人嚷嚷:
“都滚开!浑球儿……”
又跑来一个老警察,有双湿润的红眼睛,累得张开了嘴,他一把抓住捆低音歌手绳子的一头,牵着他慢慢往城里走。
我也郁郁寡欢地离开旷野,往家走。记忆里响起那指责的回声:
“灾难来到了亚利伊勒城……”
眼前浮现出难堪的一幕:一个警察慢慢从兜里掏出绳子,而那个可怕的先知温顺地把长满红毛的双手放到背后,习惯性地、熟练地把手腕交叉起来……
不久,我就打听到这位先知被流放了。他之后,克列晓夫也消失了—他找了个有钱的老婆,搬到县城去了,在那里开了个马具作坊。
……由于我经常跟主人说马具匠歌唱得很好,有一天,他跟我说:
“得去听听……”
他跟我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惊讶地抬起了眉毛,睁着大眼睛。
去小餐馆的路上,他一直在嘲笑我,在小餐馆里,起初他还老在挖苦我,讥笑那些观众和那沉闷的气味。马具匠开始唱的时候,他嘲讽地微笑着倒了一杯啤酒,但倒了一半,就停住了,说道:
“哇……见鬼!”
他的手哆嗦起来,慢慢把酒瓶放好,专心听起来。
“是啊,老弟,”当克列晓夫唱完,他叹口气说道,“确实唱得不错……真见鬼!浑身发热……”
马具匠仰头望着天花板,又开始唱起来:
从富裕的村庄出来走在大路上,
清爽的田野走来一位年轻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