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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光亮寒冷和死亡 14世纪（第2页）

此时，这位可怜诗人的所有希望都指向了德意志国王亨利七世（1308—1313年在位），他也被称为“高亨利”“高大的阿里戈”（l'alto）。但丁在“天堂”中，在被祝福者的黄玫瑰的包围之下，为其建造了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就如比阿特丽斯所解释的那样，是为建立意大利的那个人准备的。在加冕德意志国王的两年后，这个卢森堡家族的统治者开始进军意大利，来行使帝国的权力，赢取帝国的皇冠，并像他的前任一样，大肆搜刮意大利富裕城市的钱财。几乎没有哪个统治者能比这个卢森堡人更喜欢意大利的那些从事文学创作的律师。例如，穆萨托就在亨利的军队穿越意大利的三年里，贡献了一部灵感来自李维、撒路斯提乌斯和苏顿纽斯等古典作家的史学史。亨利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德意志国王，据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最后一位宣扬帝国思想的人。但丁写于1320年的《帝制论》（Monarchia）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就在1302年，罗马教皇才又重申了相反观点。在与“美男子”腓力四世就法国神职人员的征税问题进行争执期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针对这位君主颁布了《一圣教谕》（Unamsanctam）。他的最后一句是：“我们申明，言说，确定并宣布，每个人都必须屈服于罗马教皇，并且宣告，这绝对是得到救赎的必要条件。”这些言语随风而逝，尽管后来在1516年，它们成了天主教的普遍教义。它们勉强逃脱了法国的囚禁，于1303年以失败者的身份谢世。但丁在地狱的第八层为他和他的继任者克雷芒五世（sV）准备了一支火光闪耀的燃烧管，供买卖圣职者尤其是教皇使用。腓力四世在胜利的赞美声中趾高气扬地宣称他本人现在是国王、教皇和皇帝了。他为此发布了一封文书，卜尼法斯称之为“你们的极度愚蠢之事”。文书中如此提到，“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在世俗事务中是不臣服于任何人的”，“谁要是不这么认为，我们会以为他愚蠢且疯狂”。

即使在腓力四世死后，法国也在意大利的政治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亨利七世虽然是一个明智而坚定的统治者，却未能满足但丁对他的期望。他建立凌驾于党派之上的帝国战略与他的前任奥托三世相同，可使罗马帝国重获声望却以失败告终。他深陷于意大利的阴谋集团中，遭到包括当时强大的佛罗伦萨在内的多方反对。另一个敌人称他企图与西西里岛联合，重建安茹王朝在那不勒斯的封建统治。亨利好不容易才赢得了帝国的皇冠，只不过1313年他在锡耶纳南部的一个村庄里英年早逝，倒也让这位卢森堡人免受了更多痛苦的经历。

意大利在此期间失去了罗马教廷。原本是波尔多大主教的加斯科涅人克雷芒五世在经过近一年的枢机主教选举秘密会议后，成为枢机团的法国政党。在任期间，他居住在法国南部。于1316年当选的他的继任者若望二十二世（JohnXXII）也是法国人，他居住在阿维尼翁，此前曾担任那里的主教。如同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一样，他也要确保自己的同胞，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子嗣，得到枢机主教的帽子。如此一来，便可确保穿紫色袍子中的大多数是法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罗马教皇此时已在罗讷河上一座近似堡垒的宫殿中占有一席之地。毕竟，这里是一处可以摆脱罗马贵族氏族势力控制的地方。在这里法国王室的影响力是压倒性的。阿维尼翁最初是一个大约有6000名教徒的小镇，经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发展，其人口翻了五倍，达到了罗马的规模。教皇的宫殿吸引了商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自北方的音乐家带来了新的和弦风格，即“新艺术”（arsnova）。1338年，到访罗讷河畔的甚至包括一个来自中国的基督徒使者。随着时间的流逝，约有两千卷书籍聚集在教皇宫中，该处也成为拉丁中世纪最大的图书馆。

受俸神职人员间的肮脏交易还在继续，从这里也能看出，但丁并非无缘无故就将买卖圣职者的地狱变得水深火热。罗马教廷对于这笔筹集的资金表现出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它不仅用来奖励文士，雇用并养活穷人，还维持了宫廷事务的光彩。但要资助宫廷和战争，则还另需借贷。圣方济各会的批评家提醒人勿忘基督的穷困，阿维尼翁方面随即做出回应，禁止人们将耶稣视作穷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异端邪说。反对教皇贪欲的抗议也在英国爆发，英国议会采取了措施来应对阿维尼翁的主张。

亨利七世去世后，神圣罗马帝国再次出现两个选举团同时活动，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亨利七世的堂兄、“美男子”腓特烈三世（FriedrichⅢderSe）对阵维特尔斯巴赫的路德维希（1314—1347）。若望二十二世最终谁都没有认可，但这并没有改变1322年路德维希在因河畔米尔多夫所取得的胜利。尽管没有教皇的祝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却已经开始参与到意大利的事务中了。教皇以开除这位“巴伐利亚人”——他如此轻蔑地称呼这位国王——的教籍来回应，从而对其进行封锁，并褫夺其持有的城市和领土的所有宗教权力。这对其继任者也同样适用。如果人们看一看但丁的地狱中充斥着的恐怖，那么这一措施给同时代人所带来的影响就可以想见了：地狱向所有生活在这一惩罚阴影下的人们敞开了大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进行礼拜、洗礼、教堂婚礼或葬礼，教堂的钟也悄然无声。巴伐利亚人一生都无法摆脱这一魔咒。但是，教皇甚至对微不足道的过失也发出禁令，使诅咒发酵膨胀，曾经令人恐惧的声音逐渐降低到仅是令人讨厌的小声嘟哝。但无论如何，路德维希还是回应了米兰的维斯孔蒂和对皇帝翘首以盼的城市的召唤，前往意大利。那里的人们期盼得到他的支持，来对抗教皇以及与教皇结盟的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罗伯特。1328年，皇帝路德维希在圣彼得大教堂中，接受了被逐出教会的主教和罗马人民代表的加冕。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

反对教皇干涉世俗事务的论点，早在几年前就被一位来自帕多瓦的医师马西利乌斯（MarsiliusvonPadua，约1290—13421343）提出来了。他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撰写的文章《和平的保卫者》，就是对抗罗马教皇的斗争性文本。同时，马西利乌斯还为民主理论提供了基础。他将等级制体现的对于权力的贪婪及其对世俗财产的追求，视为一切分裂与冲突的主要原因。就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卜尼法斯八世宣布自己担任罗马教皇职务的地方，他打动了人民，成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立法者。与之类似，他宣布成立神职人员大会，教皇不再是教会的最高权威，世俗和宗教的权力应该进行严格划分。然而，马西利乌斯尚未将人民视为平等的共同体，而是将其形容为“公民的总和或其更强大的部分”。作为“国家”（civita）的宗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认为是“美好的生活”。这个表述传到神职人员的耳朵里定会特别刺耳，对于他们来说仅仅需要满足日常需求，仅此而已。难怪当马西利乌斯作为上述著作的作者出名时，他不得不逃离巴黎。如同其他的教皇反对者一样，他在慕尼黑法庭找到了庇护。其中最著名的是奥卡姆的威廉，他在关于基督的穷困及其会对方济各会产生的后果的争论中，表明了自己鲜明的反教皇立场。

在帝国中，路德维希选择与选帝侯合作。他们与巴伐利亚达成协议，致力于消除教皇对于皇帝选举的影响。那个时候，维特尔斯巴赫的皇权似乎得以巩固。巴伐利亚成功地增强了自己的宫廷权力，赢得了勃兰登堡的支持，并通过联姻加强了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帝国的联系，这种联系一直延伸到丹麦和荷兰。崛起的波兰也被纳入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婚姻策略之中。他们首先与来自英国的爱德华三世（EduardⅢ，1327—1377年在位）结盟，然后再是法国，此举有助于保障其在西方国家获取的利润。然而，巴伐利亚深谋远虑的策略却破坏了与皇室侯爵们达成的共识。那些用昭示着古代帝国荣耀的金玺诏书所封印的档案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路德维希只是诸侯中的一位，并非恺撒大帝。1346年，他的敌人们推举了卢森堡王室的查理（KarlvonLuxemburg）——波西米亚统治者约翰（Johann）的儿子和继承人——为与之对立的君王。这并没有重新引发战争，因为路德维希于次年在一次狩猎旅行中因为突发心脏病而卧床不起。查理迅速取得了胜利，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巴伐利亚国家集团”宣告破产。哈布斯堡王朝获得蒂罗尔，勃兰登堡落入卢森堡王朝手中。查理现在拥有强大的宫廷权力，创立了所谓的“霸权王权”。

意大利，这艘但丁的航船，在波涛汹涌的历史大海里乘风破浪，但仍然距离统一遥遥无期。在其北部，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教皇国的利益冲突频发。无论是派系间相互对抗，还是内部斗争，都只能依靠熟练的外交、金钱、毒药和暴力才能存续。许多领主巩固了自己的势力，有的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有的则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人民的统领”（odelpopolo）这一职务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提供了成为独立统治者的机会。坎格兰德一世（deⅠ）的骑马雕像是一种政治宣言，展示的是维罗纳最强大的暴君，这位暴君是但丁的资助者，因而他是但丁“天国”圣歌的首批听众。斯卡里杰尔家族的这位石刻英雄面对路人自信满满地微笑着，他的身体一侧带有鹰形饰物，昭示着他作为维琴察、布雷西亚、帕尔马等地的帝国代理和贵族的尊贵身份。乡绅出身的贡扎加家族，则于1328年成为沼泽和明西奥河保护下的曼图亚的主人，并统治了三个世纪之久。

但这期间，威尼斯却不愿意对其腹地所发生的权力聚集袖手旁观。坎格兰德一世获得了更多城市，并在波河河口附近的一座城堡中定居下来，如此便越过了红线。威尼斯通过外交建立了强大的联盟，并引发了战争，使斯卡里杰尔军团的统治退回维罗纳和维琴察。佛罗伦萨以此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卢卡的城门前，威尼斯保下了特雷维索。由此，朝建立大陆国家迈出了一步。此外，威尼斯共和国扩大了军火库，其面积增大了三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楚地反映威尼斯已经崛起为地中海的世界强国这一事实。它的船只越过黑海，停泊在塞浦路斯、黎巴嫩和北非的海岸，到达里斯本、伦敦和安特卫普。1340年，它的总督宫殿开始建造，耗费大理石无数。

意大利北部其他新的统治者也相继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或罗马教皇封赐的合法头衔，是对国家建筑来说必不可少的“水泥”。爱沙尼亚人现在被称为教皇代理。贡扎加尽管有着归尔甫派取向，依然获得了皇帝恩典的封号。其他宗族——诸如卡尔皮的皮奥（PioinCarpi）或弗利的奥德拉夫（OrdelaffiinForlì）等不太起眼的家族，以及在乌尔比诺地区的蒙特费尔特罗（Moro）等更重要的家族——都慷慨解囊，以便争取到合法权为他们的权力镀金。维斯孔蒂在皇帝亨利七世的支持下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米兰站稳脚跟，并继续充当着帝国代理。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城市都与他们订立了条约，将他们视作和平与秩序的统治者和保证人——往往起初是暂时的，后来渐渐变成了永久的。

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

正当拥有蝮蛇纹章的家族建立起米兰的国家政体之时，在亚平宁山脉的另一边，卢卡的主教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i，1281—1328）也结束了自己彗星般绚烂的职业生涯。这位雇佣军首领先后与亨利七世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结盟——后者最终被驱逐出境——使自己成了大半个托斯卡纳的统治者。他甚至使一支佛罗伦萨军队全军覆灭。他在故乡卢卡取得了像帝王一样的胜利。这位商人的儿子，也成功成为第一位赢得公爵头衔的雇佣军首领。路德维希以此作为其进行武器支援的回报。可惜卡斯特鲁乔并没有高兴太久，一种造成严重发烧的疾病最终夺去了他不到48岁的生命。归尔甫派的佛罗伦萨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卡斯特鲁乔的职业生涯看起来像是一道划过新时代的闪电，它将为纵向发展带来新的胜利。

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发动的战争，像威尼斯的战役一样，并不是冲着成名或者争夺权力而去的。这更多的是一场争夺经济利益的战争：他们想消灭竞争对手，确保销售市场并向战败者征税。以丝绸生产而闻名的卢卡似乎也的确值得在1341年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马基雅维利断言说，佛罗伦萨实际亏了钱，它除了不光彩什么也没有赢得。然而，卢卡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和不断变换统治者的时期之后，终于恢复了独立，成为一个城市公社。

纺织品生产是佛罗伦萨经济中规模最大的产业。它养活了居住在城墙之内的约9万人中足足三分之一的人口，还为周边地区的许多纺纱工和制布工提供了就业。羊毛使佛罗伦萨成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可以说，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是羊毛编织而成的。大约在1338年，阿诺河畔的工场每年产出2万～3万捆羊毛。织造是一项需要明确分工的工作，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从洗涤和梳理到染色，从而大大推动了资本流动。佛罗伦萨的布料一路从叙利亚卖到了塞维利亚。羊毛商人通常不仅提供原材料，而且还出借或用人工劳力交换织机。羊毛织工行会（Artedellalana）和卡利马拉羊绒商行会，都是这座城市中最强大的行会组织，后者用铺满马赛克的圣乔瓦尼洗礼堂的巨大圆顶来彰显着它无尽的荣耀。

尽管如此，大量织布工群体的生活却依旧在温饱线上下徘徊，有时甚至落入悲惨的情景，他们的手工作业也极容易受到危机的影响。但是，和其他广泛开展贸易的地方一样，一些拥有一点资本的佛罗伦萨人也可以通过羊毛和布料贸易获得跃升的机会。其中一个自14世纪末以来最著名的用羊毛纺织出自己事业的例子就是奥格斯堡人富格尔（Fugger）。因此，纺织业城市以及像佛兰德斯和英格兰这样的羊毛产区，早在中世纪就产生了相对开放的社会，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贫富之间的鸿沟也是巨大的。佛罗伦萨最富有的人占有了四分之一的财富，其他地方如巴塞尔，情况也类似。

当时的人们似乎认为，布克哈特口中作为“意大利中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无处不在。“你们佛罗伦萨人是第五个元素。”教皇卜尼法斯在1300年周年纪念日时，朝一支从阿诺河前来的代表团呼喊道。安茹的查理用佛罗伦萨的钱为争夺那不勒斯开战。当佛罗伦萨反对英国的时候，它用钱支持法国；而当佛罗伦萨反对法国时，它又用钱为英国出力。佛罗伦萨定期参加香槟的集市，并在欧洲一半地区都开有分店。一本名为《贸易实践》（Praticadellamercatura）的书就记述了他们广阔的视野。此书的作者是商业巨头巴尔迪家族伦敦分部的经理弗朗切斯科·巴尔杜奇·佩戈洛蒂（FrancescoBalducciPegolotti）。他在其中详细描述了从顿河沿海的亚速到北京，以及从奇里乞亚海岸到大不里士的路线，并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比如在穆斯林地区要蓄上胡子！——并注明了尺寸、重量、价格、产品供应情况等信息。

但是，在金库中堆满金银财宝的并非只有巴尔迪和佩鲁济两大家族。佛罗伦萨可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私人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钱投资于城墙之外的房地产，反过来，他们又从城市公社那里购买自由人，为城市开发储备人力资源库。就像投资水果一样，钱也该在乡间增加。除了种植谷物外，还会种植需要数十年才能有产出的葡萄和橄榄树。托斯卡纳无与伦比的景观及其各地分布的农庄，即所谓的“地广人稀”（casesparse），都是资本主义的杰作。

该城市公社的税收总收入——绝大部分源自关税——在1338年达到了30。65万弗罗林金币。它足够修筑城墙，铺设道路，支付从波德斯塔宫的仆人到鸣钟人和小号手的薪俸，但却远不足以发动战争。佛罗伦萨借了80万弗罗林币来迎战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灾难性的卢卡战役致使其财政状况彻底滑入深渊。于是，豪绅巨富们在1342年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想让一个强人去处理这些事务。这一选择最终落到了沃尔特·冯·布赖恩（WaltervonBrienne，约1304—1356）头上，他是十字军的后裔，并且拥有雅典公爵的头衔。那不过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尊严，因为在此期间，原本属于他手中的拉丁帝国的残余公国也被夺走，转到了阿拉贡人的手中。显然人们希望通过任命这位与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罗伯特联姻的雇佣军领袖为佛罗伦萨的“保护人”，来阻止那不勒斯撤出资金，并把安茹王朝拉拢到佛罗伦萨这一阵营。与罗伯特保持良好关系对于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与罗伯特的财务状况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并且一直主导着他王国中的粮食贸易。但是，当沃尔特试图坐定领主（signore）之位时，召唤他的阵营又想让他永远消失。“公爵和他的追随者们虽光荣就义，但人民和佛罗伦萨以及自由的公社却万古长青！”这样的口号响彻街道。这位公爵的人手被削减过半，而沃尔特本人，在上任不到一年，便亡命天涯。豪绅巨富们大势已去，企图用政变做最后一搏并扭转局势的尝试失败了，由行会领导的暴动——羸弱不堪的佛罗伦萨又将其赶走——被扫地出门的他们在新的军团中被边缘化。复杂的选举程序使未来的动**变为不可能，但这并不能阻止这样一个事实，即相互窥探监视的旧势力，借助他身后的资助者又重新勾结起来，组建了自己的“人民”（popolo）团体。

与此同时，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账房内，运用算盘和印度数字（包括构成百万的“零”）的方法正在盛行。花拉子密的作品同时也找到了译者。无数的计算书籍对十进制的胜利而言厥功至伟，其中莱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Fibonacci，1170—1240）的《算盘书》（Liberabaci）最为著名。他的第一章就以“印度的9个数字计数法”开篇：“我们看到，用这9个数字和阿拉伯符号‘0’，阿拉伯语将这个数字符号叫作‘zephirum’，我们就可以写出任意一个数字。”它的引言便以此为开篇。莱昂纳多得以了解阿拉伯数学的地方大概是在北非的贝贾亚地区，他的父亲在那里工作，是比萨商人的公证人。意大利市民练习使用货币和度量衡来思考问题，无论是罗马数字或印度的阿拉伯数字。博纳科尔西集团的合伙人乔瓦尼·维拉尼（1280—1348）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他是一位精于数字的人，为佛罗伦萨带来了“现代统计之乡”这一美誉。后世的人多亏了他才得到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他的同时代人每天消耗140莫焦[137]谷物，相当于近8。2万升的体积，每年屠宰4000头牛和牛犊，再加上3万头猪和6万头羊和绵羊，更不用说7月通过圣弗雷迪亚诺门运送到城里的成千上万的瓜类。

图像欧洲的开端

乔托是古希腊罗马时期之后第一位享有盛名的艺术家，围绕着他的逸事层出不穷。薄伽丘更是盛赞他“可以被视作佛罗伦萨的荣光之一”，并将他作为《十日谈》中一个故事的主角。在但丁撰写《神曲》之时，这位当时在世的男人的名声已经超过了新绘画风格的另一位先驱法玛·契马布埃（FamaCimabue）：“彼时皆以西玛布为绘画中大获全胜者，如今乔托发出呐喊他的名声便随之消退。”乔托的职业生涯贯串于意大利艺术资助者圈子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佛罗伦萨度过，最后几年他在此接受了建造大教堂的工作，独立的钟楼始于他和阿诺夫·迪·坎比奥斯的设计。

几乎与佛罗伦萨同时，锡耶纳也开始了图像的新时代。杜乔·迪·博宁塞纳（DucciodiBuoninsegna，约1255—1318）和学生西蒙尼·马蒂尼（Simoini，约1284—1344）一起，成为这座城市公社的两位大师，他们也都打破了从切法卢到坎特伯雷统治欧洲的希腊和拜占庭风格。人们在墙壁和木板上看到的图像必定在同时代人当中引起了轰动。他们习惯了像是被油灯的烟雾熏成的深色图像或壁画，看起来庞大而笨拙。新的艺术则将情境放置到真实可信的风景中，在城市和房屋前，天空不再是金色，而变成了蓝色，加以云朵点缀，使之生气盎然。整个结构因为阴影而获得了立体感，其中的面孔个性鲜明，富于感情，这样的转变始于意大利的城市和宫廷。在阿西西，从13世纪末开始，一群画家开始为圣方济各配上全新写实风格的壁画。帕多瓦，而非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一举成为早期人文主义的第一个首都也绝非偶然——乔托就是在这里受资助人恩里科·德格里·斯克罗维尼（EnricodegliSi）的委托而创作了一幅大师之作（附图5）。在这里，除了有钱人之外，还有思想开放的普通大众，他们不仅需要图像来祈祷，而且还欣赏它们的“美”，并用它们来增加家庭的声望和提升自己城市的荣耀。

罗杰·培根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在1267年完成的《大著作》中，他呼吁对《圣经》进行解释，以几何学的方式描绘《圣经》中提到的事物和建筑物，并从三维角度对其进行重现。如此一来，人们便可以“用眼睛”进入圣殿或天堂般的耶路撒冷，看到那原本在先知面前才会浮现的景象，以便从感官上认识到《圣经》里那些词句的更深层含义。那些用以释经和传教的手册，读起来像是给当时画家们的指南。他们用绘画再现了这些语句，面向同一拨听方济各会传道的听众。这些“艺术作品”也站到了那些古老而神秘的圣像，以及那些或言说、或流血、或哭泣的图片旁边，与之并列。有时，人们甚至用它们取代圣像，比如1311年在锡耶纳所发生的那样。那时候，大教堂里的一幅朴实无华但拥有神奇魔力的玛利亚圣像——锡耶纳人认为是它的魔力为蒙塔佩尔蒂带来了胜利——就被杜乔画的《圣母像》（Maestà）所取代。如同伴随她左右的陪同者们，圣母也面朝着她的信徒们。她的姿态让人联想起拜占庭风格美妙画作中的玛利亚们。但是，杜乔以透视角度再现了圣母那具有科斯莫蒂装饰风格[138]的宝座，她本人、天使和圣人都穿着依照现实设计的长袍，而那时惯用的满是折痕且用金色凸显的长袍样式已被弃用。这项艰巨的工作完成后，市民和神职人员以胜利的姿态将自己城市的女主人画像护送进了大教堂。商店和作坊全都为此关门休业，钟声响彻四方。以前，古老而神奇的圣像被赋予一种荣耀且被崇拜，如今，人们崇拜的是一件具有精妙技艺的手工艺品。

拉丁欧洲的画家不断精湛其技艺，他们能够越来越精确地复制自然中的事物。从这里，那些征服世俗领域的新绘画体裁的发展迈出的不过是一小步，其中最早走上这条道路的就有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1337—1340年，他在锡耶纳的市政厅就创作了一幅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关于公共统治理想的画作，即他的“好政府”（Buon'governo）图景——在其对面墙上则是“坏政府”的寓言。它们是试图展示真正的锡耶纳及其周围环境的壁画，世俗主题还从未像这样被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

雕像已经越来越多地让人可以看清个人的面相，以此识别出谁是它的模特。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在哲学、诗歌和宫廷抒情诗中所注意到的新主体性和崇尚古代的痕迹。但是，源于古代的许多主题和生物，例如女海妖和斯芬克斯等怪物，则一直从中世纪延续下来：它们是古代的幸存者，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见证人。女海妖们，或许还有光神密特拉，它们在蒙雷阿莱修道院回廊上随意地与各种基督教母题混杂在一起。如果12世纪的大师们不是以雕塑而是以文字为模型，那么他们通常会使用熟悉的样式。因此，战神马尔斯在有关乌尔提亚努斯·卡佩拉的“婚礼”的评论中就以骑士的身份出现，而诸神之王朱庇特则打扮得像中世纪的国王。金匠的作品造就了“文艺复兴之前的复兴”——比如来自列日和科隆的饰物，或兰斯大教堂的雕像——在那里，中世纪雕像和古代首次在同一平面相遇了。在意大利，位于锡耶纳和比萨的由尼古拉·皮萨诺（Nio，12101220—12781287）所创作的布道坛浮雕就接近新风格。尼古拉可能在普利亚地区长大，他受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宫廷影响，对古代持开放态度。腓特烈帝国最著名的建筑是水晶八角形的蒙特堡，在南方天空的蔚蓝下光芒四射，似乎已经初见文艺复兴时期几何精神的雏形。它到底是狩猎城堡，还是防御设施或是被驱逐者的避难所，仍然是一个谜。

精神的顶峰漫步：彼特拉克

法国南部，马洛塞讷，1336年4月26日。这是何其冒险啊！巍峨的旺图山就耸立在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眼前。这位意大利人隐居于普罗旺斯的小镇，他从那里出发去登山。他受到李维《罗马史》中一个段落描述的类似行为的启发——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攀登了色萨利的赫姆斯山。彼特拉克在他的兄弟和两个仆人的陪伴下启程，和煦的春光缓解了他旅途的劳累。他从山顶上眺望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视线越过罗讷河，一直望向大海。带着无限的渴望，心中燃烧着“不可熄灭的火焰”，这位徒步者看向他家乡意大利的方向。碰巧的是，彼特拉克的行李里也装着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打开书，第一眼就看见了第一句话，它一下子就削弱了这尘世的欢愉感受：“人们去赞叹山之高伟，海洋之浩瀚，河之宽阔，海浪之波澜壮阔和繁星之轨迹，唯独忘了自己。”彼特拉克开始意识到只有自己的灵魂才值得赞颂。于是他将内心的眼睛看向自己，然后平静地又重新与同伴们一起往下走向山谷。月亮照亮了他们的路。

这位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是何人？他生于托斯卡纳的阿雷佐，是一位同样来自新的市民文化群体的公证人的儿子。他原打算过一种枯燥的律师生活，可最终决定进入阿维尼翁的教廷任职，担任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职位，这让他获得了神职人员的薪俸，从而确保了他的生计。彼特拉克过着快节奏的生活：我们发现他有时因为一些外交使节的工作而频繁现身于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各个城市。在列日修道院，他发现了西塞罗对文学教育的赞美作品《为诗人阿基亚斯辩护》，说出了彼特拉克内心想说出的话：“这些论述老少皆宜，它们装点着那些美好的时光，又在需要时给人以帮助与慰藉。它们总是在那里，无论我们在家乡，抑或背井离乡，它们陪伴我们度过黑夜，伴随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这片土地上。”孤独在彼特拉克的作品《歌集》中被赞颂为更受偏爱的生命形式，而它也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着他，将他引至阿维尼翁附近的沃克吕兹，他在那里拥有一栋简朴的房子。这座村庄因索尔格的蓝色泉水而闻名，他在一首诗中写到它那“清澈、鲜活而甜美的水”，彼特拉克对此心生向往。十四行诗的形式起源于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西西里，它将彼特拉克推至不胜孤独的至高之处。几个世纪以来，它鼓励着人们站在包括莎士比亚、弥尔顿和里尔克在内的一些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创作。欧洲还从未出现过可与彼特拉克比肩的作家，他用如此有力的语言来极致地描绘爱情、死亡、自然和孤独等永恒主题，一次又一次剖析饱受折磨的自我。人们必须往回追溯，追溯到卡图卢斯最著名的那首诗：“我又恨又爱，你也许会问我为何如此。不知道，我这样感觉，受着煎熬。”

与他之前的但丁和他之后的马基雅维利一样，他用书写来与自己祖国的动**相抗衡，但同样无功而返。没有哪位与他同一时代的人能如此清楚地表明，激发一种反对可悲的政治现实的爱国主义，也能对古典研究产生影响。伟大的过去表明了意大利在过往的可能性，以及它未来的走向。彼特拉克曾经对他的意大利发表讲话说：“它是被上帝惦念和爱护的国家……是我最亲爱的母亲，也是这世界的荣耀！”

在佛罗伦萨，他遇到了薄伽丘，两人还互通信件。他的两部主要作品是他在米兰逗留的很长一段时间写成的，他在那里得到了已经跃升为意大利北部最强大的维斯孔蒂家族的资助：创作了《胜利》——爱情、死亡、永恒和荣耀再次成为他的创作主题——和《幸运与背运的救治》，一种关于人生浮沉的道德哲学话语的作品。许多他所写的作品都未完成，其中包括伟大的罗马人和圣经英雄以及赫拉克勒斯的传记集。他写的那些风格上往往堪称艺术珍品的信件，不仅写给他的同时代人，而且还写给西塞罗、贺拉斯或荷马等伟大的思想家。因此，他也被视作发现了书信这一文学体裁。他的作品传播迅速，其影响力在16世纪下半叶甚至到达了墨西哥：当时，托马斯·德·普拉扎（TomásdePlaza）在自己家的接待室内画上了壁画，而其描绘的剧情就是彼特拉克的《胜利》（插图21）。

彼特拉克是不是第一位现代诗人的问题，如同问但丁是不是中世纪的末代诗人一样，尚无定论，但他们都是话语革命的主角，并且两人的作品都代表着创造力的正式爆发（但丁在这一点上稍逊一筹，而彼特拉克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都点燃了以古典为榜样的热忱。彼特拉克称柏拉图为“哲学之王”，并将他置于亚里士多德之前。彼特拉克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但丁《神曲》的形象截然不同：比阿特丽斯在她的歌中沉迷于纯粹的神学，彼特拉克的劳拉——1327年他在教堂邂逅的一位美丽女子——明眸善睐，金色的卷发在风中飘逸。劳拉是他生活中未实现的爱情和他诗歌创作的缪斯女神，她或许是虚构的文学人物，却是如卡图卢斯笔下的莱斯比亚一样美丽的文学人物，比空灵的比阿特丽斯更加真实。当然，瞻仰上帝才是彼特拉克和但丁所要追求的目标。后者以具有前无古人的创造力的诗意视野实现了这一目标，而前者则在自己孤独的书籍世界里，在偏远的村庄和一座真正的山峰，也就是那座旺图山上找到了它。

如果以这两位主要诗人之间的差异为坐标来界定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界线，那这界线将是极细微的。彼特拉克与他这位更为年长的同行在自我怀疑上区分最为明显，这在文艺复兴早期的肖像画中可以看出一二。他比但丁更愿意面向这个世界。他积极地徘徊在法国和欧洲。他对古代的兴趣也更为明显，这也帮助他在维罗纳发现了西塞罗写给阿提库斯（Atticus）的信。而但丁究竟对于古代有多亲近的感受，关于这一点尚持开放态度。在《神曲》中，来自各个世纪的英雄和恶棍四处游**。天国里没有时间，没有过去，只有现在。而彼特拉克与之相反，表现出了敏锐的历史意识。他把自己的时代看作“黑暗时代”（tenebrae），区别于作为历史标杆的古罗马的辉煌年代。被加冕桂冠诗人时，彼特拉克在写给自己的赞助人枢机主教乔瓦尼·科隆纳的信中，展现了一种碎片化的考古：他从戴克里先浴场的穹顶中享受到健康的空气、视野和宁静。“当我们沿着废墟之城的城墙步行或坐下时，我们似乎分成了两派，废墟的瓦砾碎片就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的谈话经常转向我们似乎散落其中的历史，以至你似乎更赞赏新的故事，而我则偏爱古老的故事。那些发生在基督的名字受到罗马的追捧以至被皇帝尊崇之前的事件，都变作古老的故事，而新的故事则是由自那以后一直到当下所发生的事件组成。”彼特拉克希望复苏的来临。他未完成的《非洲》是一部以第二次布匿战争为背景的英雄史诗，它以对美好未来的展望作为结尾：“我的命运是生活在多重和混乱的风暴中。但是对于你来说，也许，按我的希望和愿望，如果你生活在我之后久远的未来的话，那么美好的时光将会随之而来。遗忘的沉睡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黑暗终将被打破，我们的后代将可以重返从前纯粹的荣光。”他以这些句子昭示了历史的三分法划分，即分为古代、中古“时期”（mediumtempus，即一个足够长的却缺乏公平正义的“黑暗”中段时期），以及新的时代。彼特拉克之后的下一世纪也应算作这一时期之内。然而，彼特拉克的希望指向的却是更加遥远的未来，而当下于他只是忧郁。“胜利逃离，片刻不停死亡在迫近现在的，过去的，以及将来的，都是威胁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