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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女巫金融寡头国家暴力（第1页）

26。女巫，金融寡头，国家暴力

插图35：《在德尔讷堡处决女巫》，1555年，约翰·雅各布·威克（JohannJakobWick）藏品，苏黎世，中央图书馆

地狱之火

“太初有道。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大卫诗篇：33》的这段引文正好为15世纪晚期耶罗尼米斯·博斯创作的《人间乐园》——这幅艺术史中最神秘的画作之一——赋题。这段文字见于这幅三联画的双翼外侧，双翼合拢则覆盖中间的画板（插图36）。在两翼外侧的画板上，画家用黑、白、灰三色描绘了《圣经·旧约·创世记》中的第三阶段的世界。光与暗、日与夜已经分开，苍穹“于水中”拱立而起。宇宙如玻璃球一般悬在混沌虚空中。博斯把大地想象成一张圆盘，放在玻璃球的正中。上帝端坐其上，身着王袍，和他的尘世代表一样，头戴教皇三重冕。他左手执卷，内中所著可能是创世的计划。下方大地尚无生机，但正如《圣经·旧约·创世记》所言，晨光熹微，贫瘠的大地上已萌发出第一丝绿意。接下来的一天里，上帝又造日月和众星，摆列在天空上。只有那来自遥远的上帝的光芒，依稀照亮这片最初的土地。

如遇特殊的节日盛会，外侧两扇灰暗的画板会被打开，画板内侧缤纷多彩的人间好戏便呈现在观赏者眼前，这幅画的第一批观众一定惊叹连连。博斯继续描绘《圣经·旧约·创世记》的场景，从上帝造人一直到他本人生活的时代。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场景里，有很多生动鲜活的独角兽、三头两栖动物、集结成军的铠甲鱼人，还有翱翔天际的鱼、水陆两生的物种、一头大象和一只惨白如鬼魅的长颈鹿。史无前例的还有喷泉、群山和伊甸园河水流经的山崖隘口。粉与蓝搭配成怪异的色彩组合，仿佛是另一个星球的画面。

插图36：耶罗尼米斯·博斯，《人间乐园》，闭合状态下，1500年前后，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

中间画板（附图16）上也依然延续着圣经故事，“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类女子的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画面上确实出现了很多**欢愉的形象，姿态各异。一支狂欢的队伍围绕着池塘打转，池塘里有三五成群的黑白女人一起沐浴。凡人自由自在地享受丰盛的果实，而那第一颗果子曾经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分享神的智慧，必受苦楚与辛劳。这最初的人类纪元里充斥着罪恶，如《圣经·旧约·创世记》所言，人类应该被从大地上抹去。右边的内侧画板是一幅技艺精湛的夜景图，也是前所未有。画中有魔军列阵、烈焰滔天，隐约可见通往幽冥的拱门，门后是熊熊火光，炎炎逼人。门前是一处结冰的湖面，**的人密密麻麻，都被冻在冰上。观众所有的感官都被冒犯。博斯画出地狱的旋律，让恶臭从粪坑里飘上来。他折磨人类的躯体，展现背负深重罪孽的人：赌徒，还有纵欲之人，这个**的美人正从镜子里端详着自己被地狱之火灼烧的脸庞。右下方是故事的尾声，一头戴着多明我会修女头巾的猪谄媚地搂住一个**男子，它是要劝说男子在立遗嘱时多考虑多明我会的利益吗？

《人间乐园》创作于本书所记述的时段的中期。博斯创作这幅令人着迷又错愕的画时，彼得·佩鲁吉诺正在遥远的意大利画着安详的圣母，而以马尔西利奥·菲奇诺为中心的圈子已迎来了“首次启蒙”的曙光。这一切都与博斯艺术观里阴暗的世界观相去甚远。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曾评价博斯的一幅地狱画作说，艺术家在这幅画里用具体又直观的手法，把中世纪人们所惧怕的那些折磨人的怪物都成功地表现了出来。实际上，博斯在这幅世界图景的右翼上画的地狱不能简单地视为对中世纪文本的阅读，比如1484年出版的《吞达尔见闻录》，这本当时流行的书讲的就是阴间旅行。若不是亲眼所见这样的烈焰和毁灭，谁也不可能画得出来，但这些困扰人心的幻象可不只是萦绕中世纪。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让人觉得文艺复兴时期是祥和平静的，但真相远比这恐怖。

如果当时人们脑海中的“地狱”就如博斯所绘，那么人们灵魂深处的恐惧和对救赎的渴望就不言而喻了。人们追求虔诚的纯洁，这在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中也是显而易见的。萨沃纳罗拉在这里开始建立他的上帝之国。用印刷术推进宗教改革的第一人并非路德，而是这位来自费拉拉的修士，他出版了100多本意大利语的典籍。他要求信徒过简朴的生活，只有祈祷和忏悔。他力争废除看戏和赌博这两样当时最主要的恶习，甚至认为节日也不是欢庆的时候。1496年的狂欢节没有化装游行，他派孩子在城里募捐。他在布道中支持人们起义，反对人文主义在佛罗伦萨——这座艺术家、诗人、同性恋和**者的城市——的崛起。尽管他让世俗生活变得非常无趣，这个两颊凹陷的费拉拉人却是民心所向。他宣称自己是先知，把自己当作《圣经·新约·启示录》的信使。就跟以往的世纪之交一样，博斯的画作问世之际也是流言四起，大家纷纷传言末日审判、最后的战争就要来临。这些流言蜚语与理性背道而驰，虽然人们已经造出机械钟来认识时间，也发行了货币，发明了金融簿记，哲学领域还出现了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思想家，但这个特殊的时代已远远超越所有这些界限。当时的人懂得绝望、优雅和美丽，他们烧死异教徒，寻找最久远的智慧，对虔诚着迷，也会为陈旧的手稿和古代的雕塑发狂。这样看来，萨沃纳罗拉并不只是单纯地维护中世纪、反对新时代。这位布道者属于最彻底的那群人，在任何时代都是。他来自圣伯纳德和圣贝纳迪诺教派，追随教宗格里高利一世和圣格里高利七世的信仰，喜欢点火刑架的加尔文就是从他这里获得了灵感，我们身边冲动易怒的宗教狂跟他也脱不开干系。萨沃纳罗拉在《论宗教生活的简朴》中提到：“整个宗教生活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涤清尘世的浸染。”这样一来，拥有精神和肉体双重属性的人以及世界都能够成为上帝的神圣庙堂。萨沃纳罗拉还预言，佛罗伦萨作为天选之城将统治意大利。

但是人们迎来的不是更好的世界，而是恶习的死灰复燃。佛罗伦萨很快便又陷入不同势力的混战。跟300年后那个喜欢砍人脑袋的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deRobespierre）一样，当萨沃纳罗拉失去革命信众和净化手段时，他求诸公开的火刑。1497年的狂欢节，他在领主广场上引燃“焚烧虚荣之火”，假发、香水瓶、脂粉、牌戏、名贵衣物、奢华家具、竖琴、半身雕像和画作都被付之一炬。古老的狂欢节传统跟文艺复兴所有的世俗生活一起化为灰烬。大火吞没的书籍里甚至包括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等文学大师的作品，普尔西的《莫尔甘特》也未能幸免，毕竟这首叙事史诗犀利地抨击萨沃纳罗拉和他的信仰。

但这场烽火并无燎原之势，萨沃纳罗拉内外交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Ⅵ）可不想有这么一个神授的超能先知与他平起平坐，更不能容忍佛罗伦萨与法国交好。教皇把萨沃纳罗拉开除教籍，但萨沃纳罗拉也不甘示弱，他试图抹黑教皇是重返人间的反基督者。1498年，这位先知又故技重施，搭起柴火堆要焚烧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次却引发了抗议。年轻贵族试图阻止这场虔诚的文艺演出。佛罗伦萨对这位布道者也渐生反感之心。他拒绝接受上帝的判决——火刑验罪法，因此也与最后的生机失之交臂。1498年5月23日，他被处以绞刑，后又被焚尸扬灰。唯有领主广场上镶嵌的一块石板还能告诉人们，这位一度想把佛罗伦萨教化成神圣耶路撒冷的修士于此地被烧成灰烬。有一些人把他神化，认为他属于人民，他曾勇于对抗穷奢极欲的富人、信奉异教的学者、耽于俗乐的艺术和其他消遣。

时势造人，强者是大势所趋。时任佛罗伦萨修道院院长、同时在法国国王查理八世那里担任大使的皮耶罗·索代里尼（PieroSoderini，1452—1522）众望所归。人们选他担任教区大主教，任期长达十年。

女巫之槌

当时仍有许多佛罗伦萨人忧心末日来临，波提切利一幅神秘的画作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神秘的耶稣诞生》顶部有希腊文的题词，说这幅画作于1500年末在“意大利的纷乱无序”中完成，遭受着末日和战争的二次折磨（附图17）。波提切利虽然创作了圣母画、美丽的维纳斯和呵气成花的花神克洛丽斯，但这位大师和地狱画匠博斯的思想世界并非看上去那样大相径庭。第三幅艺术品同样也与前两者刻画的场景（“天启”）有关：1499—1502年，路加·西诺雷利（Luorelli）在奥尔维耶托主教座堂的一间祈祷室绘制了《最后的审判》，青绿色的强壮魔鬼对被诅咒的人施以酷刑。

实际上，“恶毒的敌人”又好像是在众人当中产生的。宗教审判是个费神的苦差事。世纪之交过后，仅在英格兰林肯教区就有300多人被指控为异教徒。尤其是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还有新柏拉图主义者提出的“魔鬼学”，为辨认魔鬼提供了指点，魔鬼没有实体，可以伪装成任何模样，他们数不胜数、充斥人间。波提切利画中表现的人间纷乱，为魔鬼的存在提供了最佳佐证。

人们也相信，撒旦可以驱使无数男女听其号令——为虎作伥的女巫和男巫。异教徒引发的仇恨与恐惧交织在一起。1486年，离不祥之兆显现的1500年并不遥远，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书籍之一问世，这就是《女巫之槌》。数十万人因此书被投入监狱、卷入诉讼，其中约有6万人身亡，直至18世纪其余孽犹存。有人认为是这本书引发了如此恐怖的暴政，但该观点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巫术信仰和个别的处决现象一直都存在。15世纪上半叶，阿尔卑斯山西部地区的居民就觉得有巫师异端兴风作浪。巴塞尔宗教会议上也提到了女巫的威胁。这部拙劣的作品正好触动了读者敏感的神经。它的意义在于把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和早先的女巫学说进行了杂糅和总结，恰好为15世纪后期的人们提供了想要了解的关于魔鬼和恶魔的知识。施派尔的印刷厂主彼得·德拉赫（PeterDrach）一定是慧眼独具才投资印刷这本大部头作品，其现今的版本差不多有700页。仅到1523年，这本书就再版超过13次。当时气候骤变，恶劣的天气导致庄稼歉收，并且又遭逢可怕的瘟疫肆虐，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解释，而猎巫行动就成了宣泄口。

《女巫之槌》的作者海因里希·克拉马（HeinrichKramer，约1430—1505）来自阿尔萨斯地区的塞莱斯塔，是一名多明我会修士，他觉得当时的灾难预示着末日逼近，引用了《圣经·新约·启示录》中的一段文字，而波提切利的画中那段预示不祥的题词也影射了这一段。克拉马指出，所有灾祸都是末日到来前祸乱人间的魔鬼在作祟，而且魔鬼还让女巫的异端邪说发展成形。他这本证据确凿的书还提供建议，教人们如何对付敌人。在克拉马的推动下，教皇英诺森八世于1484年颁布了缉巫教谕《至高愿望》，《女巫之槌》的权威地位因此越发稳固。这道敕令以圣父之名全权委任女巫审判官进行审讯，以确保这场毁灭黑暗力量的战争能够大获全胜。

克拉马在数百页的书中沉迷于描写对魔鬼的恐惧、对暴虐的惧怕和对女性的仇恨，令人惊慌失措，展示出可怖的全景。读者听闻人与魔同房，一定毛骨悚然。他们还会了解到：接生婆用巫术残害生灵；女巫可操控天气，呼风落雹；女魔令男子绝育、牲畜暴毙。他们又获悉，女巫用油膏涂抹木头，在夜间骑着它飞行。女巫还会在安息日奏响刺耳的音乐，煮童尸为餐。她们与冥王**便可缔结密约，这在后来无数审判中成了指控标准。《女巫之槌》对审讯女巫的法律程序和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对异教徒的世俗审判不谋而合。刑讯是重中之重。它让善良的女人变成重罪的监犯，平和的男子成为危险的巫师。被指控者四肢脱臼，拇指被碾碎，指甲下鲜血直流，谁经历这些都会拼命认罪，法官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以往人们盯上异教徒和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总会抱团结盟、密谋计策，这次人们也怕遇上恐怖的巫师教派，可这只是加害者自己脑中的想象。

许多受害人都是一贫如洗、年迈无依。可能只是一个身体上的特征，比如红发或者驼背，就被边缘化，被怀疑，被当成所有灾祸的替罪羊。人们觉得女巫会在安息日集会，这种糟糕的指控让审讯愈演愈烈、波及甚广，甚至儿童和少女都不能幸免。为了知道参加这种魔鬼节日的都有哪些人，审讯者对受害人施加各种酷刑，逼他们编造十人、二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名册。他们最深重的罪孽是毁誓。他们背弃上帝，胆敢对上帝不敬。为了让上帝的全能完好无损，《女巫之槌》竭力提供严密的神学论据。书中强调，女巫和魔鬼的猖獗肆虐都得到了上帝的许可，这样才方便展开有惩有恕的过程，这也是救赎史需要的情节。世上存在有血有肉的魔鬼、恶魔和女巫，如果人们接受这一前提，那么《女巫之槌》一点也不缺乏内部一致。书中展现的只是理性的一种反常变体，这种理性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显著特征。

事实上，克拉马成功把女人送上了火刑架——他曾夸耀说约有200人。不管他是否推波助澜，他在世期间，意大利和德国南部的猎巫运动愈演愈烈。这个力图纯净、追求圣洁的狂热的迫害者，应该是一个失意受挫的禁欲主义者。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书中自始至终贯彻着对所有女性的敌意。仅仅是对女性**力的一次失神，就会让他良心不安。让女性成为替罪羊，而不用在自己的欲望中寻找原因，这让他如释重负。是撒旦让这些女人成为诱饵、让人脑子里有了****的念头，克拉马对此深信不疑。女人总是贪**好色，甚至对克拉马这样的老修士都觊觎不已——这种想法虽然古怪，却一直存在。

如果不敢与魔鬼及其在人间的傀儡战斗，就会激怒上帝。因此，克拉马和他的同僚以极大的热情布道，宣扬对女巫的迫害。就是这种信念，使宗教法庭不断对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进行驱逐和毁灭，鼓动人们屠杀犹太人，策划反对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引导传道士们登上布道坛，误导整个世俗国家。世俗的人们爱享受生活、追逐享乐，原本已是堕落**，现在又坠入万劫不复之渊。

克拉马对犹太人的敌意并不会令人讶异。哪些拒绝皈依的犹太人被看作食古不化的蛮族，在意大利特伦托的血诬案中，犹太人被诬告为“杀婴魔”，他们杀死外族的婴儿，还喝婴儿的血。克拉马设法搞到很多类似“罪行”的材料，为这场控告添油加醋。从此以后，犹太人就成为最典型的替罪羊。人们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犹太人身上，以便卸下自己肩上的重担。审讯官和女巫猎人架起无数火刑架，整个社会与之同流合污，受害者被焚烧的尸烟直冲云霄。人们希望借此免遭上帝的惩罚，毕竟他们曾与上帝的敌人为邻为友。

1500年，在这一大赦年前后的数十年里，号召起义和恐惧末日、幡然悔悟与妄想纯净同时出现。历史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塞拉里厄斯（ChristophCellarius，1638—1707）在回顾中世纪与近代的交替时，认为《女巫之槌》虽然立即为民间传道士提供了讲道的素材，但这本书发挥最大的影响力是在16世纪后半叶。

伴随着这本书的发行，古登堡的发明最终丧失清白之名，第一次助纣为虐，成为恐怖和死亡的帮凶。

趋势转变：人口、经济

在探险家和知识分子未能抵达的地方，平庸的人们仍日复一日地劳作。他们在节日里祈祷、痛饮，日落时分便躺上干草铺，门外的夜则属于繁星、鸱鸮和魔鬼。他们的梦境略有流传，他们的日常交谈鲜有记载，他们对宇宙和自然的印象无从得知，虽然这种感知肯定既神秘又魔幻。一些山上的洞穴对他们而言是危险之地，女巫在那里庆祝节日，生有翅膀的龙和凶恶的魔鬼在那里胡作非为。精灵的家也一直都在暮色之中的丛林里，在树干上、石缝间、泉眼处，妖怪、巨人、非常现实的强盗和想要超脱凡尘的遁世者也大都隐匿此间。其中经典的丛林强盗是15世纪和16世纪民谣和诗歌中的罗宾汉。这个角色很虔诚，但——或许正因此——也是贪财修士不共戴天的仇人。罗宾汉占据舍伍德原始森林，这里是一片“世外之地”。他在昏暗朦胧的荒野中反抗中世纪晚期的国家，立下自己的规矩，连树木都要听从号令。就此而言，他确实是个法外之徒。大约从1600年开始，他才变成“侠盗”和撒玛利亚人[197]般的乐善好施者。

在幽暗的边缘地带，烧炭工人忙着看顾他们的炉火生意，这是一群被隔绝在社会之外的不可接触者。丛林意味着冒险、危机、匮乏和孤独。在人们眼里丛林是一片荒芜之地，以至袖珍画的画师在描绘《马可·波罗游记》或隐圣的传奇故事时总要画上旷野，就是简单画上几棵树而已（附图14）。丛林对平庸的男女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可以在丛林里捡寻枯枝、收集草药、采集蘑菇和浆果。

文艺复兴对穷厄和贫困肯定不陌生，瘟疫和饥荒也定时来袭。亡者之舞是艺术的一大主题。吕贝克的贝尔恩德·诺特克（BerndNotke）、巴塞尔的小汉斯·霍尔拜因和其他许多艺术家都有这样的作品，描绘死神如何冷笑着领人赴死。远在西边，霍赫·曼里奎（JeManrique）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的生命是许多河流，它们都流向一片海，即死亡。”而他本人很快就在卡斯蒂利亚的王位争夺战中殒命。约从15世纪中叶开始，出生率重新超过死亡率，尽管当时并不是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年代。在荒村废墟里，新生命呱呱落地。如同中世纪温暖期的盛景，在托斯卡纳等一些山区，人们又开始开垦荒田、复耕作物。除了粮田，长势良好的所有特殊作物也都被播撒在田间，比如纺织染料菘蓝和西洋茜草。

绵羊养殖业利润可观，它在人口短缺、谷物价格大跌的时期得到发展，最初是在西班牙，后来在英国得到大力推广。养殖业是如此繁荣，以至托马斯·莫尔略带讥讽地说，羊把百姓、村庄和城市都吃掉了。他最为恼怒的是，地主把耕地圈起来留给自己的羊群。同时，他影射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把至今一直共有的土地分隔成一块块牧场。冲突愈演愈烈，很快就爆发起义。这是早在《圣经》中就提及过的一个古老矛盾：一边是该隐，较为先进的、已经定居的农民，也是所有农业资本家的祖先；另一边是亚伯，仍是个游牧人，所到之处寸草不留。从中世纪起，牛群从斯堪的纳维亚和匈牙利、波兰、乌克兰等东部地区浩**而来，被驱赶到南部和西部的大城市地带，单是它们就需要多少牧场养活！牛需要草场，因此农民就没法种粮食种甜菜，土地全用来养活奶牛、绵羊、马和小型家畜。

农民生活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统治方式之中。比如，欧洲从古代起一直实行半租赁的佃农制，这一制度在亚洲也很常见。地主提供农具和种子，佃户提供劳力，收成由双方分配。东部地区的田主跟上述的“地主”又略有不同，地主主要流行于西欧，比如德意志一些地区、英国和尼德兰。此外还有无数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形式。

田主制是中世纪盛期垦殖运动的遗留，在15世纪导致国家内部出现很多割据势力。黑死病和人口迁徙让田主们有机可乘。他们不肯交出空闲的土地，转而据为己有。田主对他的农户来说就是田间地头的上帝：集法官、主教和雇主于一身，有时他们也会在困境中施以援手。田主的农业营生由他自己做主。农民要服劳役又总是顺从老实，只能扎堆成群地卖苦力，为田主充实粮仓，田主再把农民的收成拿去市场售卖。农民能有多少苟延残喘的份儿，主要取决于那些居庙堂之高的贵族或者国王有多强硬或者多软弱。只要他们愿意，便可以遏制这样的独断专横。但权力利益诱使他们与豪绅地主结盟，农民常常被视如草芥，弃如敝屣。很多农民在田主那里做牛做马，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他们的境遇却每况愈下，他们缄口不言、灰心丧气。当规模庞大的农民起义横扫英国全境时，东部几乎是一片死寂。

在西部和中部，至少上层农民的待遇得到了改善。很多地方的佃农都恢复了自由身，让仍被束缚的人也有了盼头。废除农奴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英国大规模农民起义时就已经成为其口号。通常来说，自由民在缴纳一笔特殊捐税后便可以把农场代代相传，可以用金钱取代人身依附和劳役。日常生活，包括与地主的冲突都由村庄公所负责召集协商。农民和地主目标一致，都是要把这些分散的小块田地物尽其用，这跟东部广阔的大庄园有天壤之别。深耕的办法是雇用劳工、技术革新及最大可能地提高土地产量，这些都需要一定的企业精神和资金。和亚洲一样，欧洲当然也有丧失土地的小农群体和广大的城市底层，在饥荒年很容易饿殍满地。小农和富农辛苦劳作、艰难收成，却被那些贵族子息、神职后裔或市民阶层出身的地主强夺大半。雇工起码要得到像样的报酬，才不会随意迁徙。

一开始，城市中特别缺乏劳动力。瘟疫对人口的打击越来越惨重，因为城市中人口居住太密集，传染的危险更大。据记载，15世纪晚期曾经有两名师傅同时争抢一个帮工。手工行业的繁荣尤其是得益于那些因为遗产和贸易日渐富足的上层阶级——除非常年征战让人口和资金都遭遇灭顶之灾，比如法国和英国。薪资节节攀升，而整个社会因为瘟疫肆虐和人口锐减获得了丰厚的遗产资本，利息与日递减。文艺复兴时期富丽堂皇的文化风格也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有密切关联。尽管如此，世纪之交时酬劳与物价的剪刀差已开始逐渐缩小，15世纪末，手工行业有了丰厚利润。进入16世纪，剪刀差又转而增大，手工行业因此深受打击。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长及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城墙内消费者越聚越多、人头攒动，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价格都开始上涨。例如，16世纪上半叶那不勒斯的人口就增长了五倍。与百姓一起涌进城来的当然还有他们的困厄。其他城市的状况也类似，虽然人口增长不似那不勒斯这般剧烈。

尽管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但毫无疑问，整个欧洲或多或少都有一群强势富足的中产阶级在崛起。特别是他们对阅读的渴求，令图书出版业大获成功。此外，虔诚让他们慷慨解囊，弥撒和圣坛都得到了优厚的捐赠。为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菜肴也琳琅满目，肉类、酒类和水果的消费量都达到了历史峰值。市民喜着华服，摇身一变如贵族行事。当局试图用一道道命令遏制这种挥霍，至少要把社会等级的外观表象固定住，可惜收效甚微。

银、铁、纸：巩固文牍国度

在以上几节里，我们讲述的是历史上看似相去甚远的几个领域：巫术信仰、人文主义语言学、大西洋扩张，外加印刷术的历史和高度发达的手工业的产生，连手动机械钟表和眼镜都能制作。如果不能人为划分这些领域，那这一切根本无从谈起。事实上，这些领域与其他重大趋势有着极其复杂的联系，包括人口统计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传播和早期现代国家体系的巩固，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上述因素到底如何发挥作用，在15世纪繁荣的矿冶业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人口增多，对金钱的需求也扩大。商人和探险家需要船只，所以就需要钱，船只还需要铁钉和铁锚。国家需要铁管枪和青铜炮装备军队——兜兜转转又是钱。金属变得很紧俏：铁、铜、银、金。人们大力开展矿床勘探，1430年最早从蒂罗尔开始，后来扩散到萨克森、图林根和匈牙利等地。蒸蒸日上的矿冶业激发了发明家的热情，也迎来了生产分工的雏形，高度精细化的专业人员和干粗活儿的雇工一道参与协作。在加热时添加铅可以让银熔化，这项熔析技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采银业的效率，人们称之为继远古时期黄铜的发明后“矿冶业最重要且影响最广的革新”。

深层矿井排水需要昂贵的技术。水力自13世纪出现以来一直发挥作用，它可以让升降篮上上下下，让铁锤高速运作而不知疲倦，让风箱不停给熔炉鼓气。在进入“幽深又有暗光浮动的”地下世界之前，资金必须到位，人文主义者康拉德·策尔蒂斯曾如是评价盐矿业。远洋贸易的本钱是在船只上投注入股，采矿业也是通过买卖矿井股份筹措资金。矿业股票通常是小额发售，这样也平摊了风险。矿石冶炼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纽伦堡人在造纸业中已经首开先河，在这个领域又拔得头筹。1419年，这个帝国直辖市的城门外建起了第一座熔析工坊，半个世纪后，图林根森林中的工场接手这项工作。他们所需的资金通常由城市显贵和商人联盟负责筹措。他们开采原料，进行冶炼，售卖提炼出的金属，利润丰厚得令人难以想象。为了适应市场需求，金属产量剧增。人们推测，欧洲银业在1450—1540年扩张了五倍之多，生铁年产量在15世纪下半叶从2。5万吨增长到4万吨。

采矿业的迅猛发展催生了诸多理论，而它们转而又推动实践。艾尔伯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Magnus）关于矿物的著作后来演变出一系列的“人工手册”，对技术问题、矿井规划、矿产的冶炼和分解进行探讨。个中翘楚乃是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Gericola）于1530年首版的十二卷本对谈录《论矿冶》，以及万诺乔·比林古乔（Vanuccio）于十年后出版的冶金学奠基之作《火焰学》。幸有阿格里科拉的大作，活塞泵从萨克森和波西米亚流传到了整个欧洲。但冶炼技术的细节还是秘而不宣，大家只能依靠实践摸索。冶金业通过“火试金法”这种“资格审查”积累了提取金子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资金需求、书籍印刷、技术革新、冶金和矿冶相互影响。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国家体制建设也处在进程当中。毕竟，各方势力中只有国家对金属的需求量最大。建筑施工、宫廷事务、外交往来、行政体制，以及最后和最重要的战争都需要资金支持，因此造币厂急需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