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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伟大复兴前夕（第1页）

18。伟大复兴前夕

插图24：《第三天早上的“新的青年人物”》（局部）

出自：乔瓦尼·薄伽丘，《十日谈》，威尼斯，1492年

《十日谈》，坎特伯雷的故事

14世纪后期的人有时会审视自身，并发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彼特拉克所希望达到的，薄伽丘（1313—1375）已经做到。他和维吉尔一起，见证了一个黄金时代，即一种“萨图尼亚式的统治”（Saturniaregna）[145]的回归。除了彼特拉克和但丁外，当时位列伟大创新者之列的还有乔托。他使绘画艺术重获光彩，“它被埋没了几个世纪，在某些人的错误之下，绘画企图取悦无知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取悦智者的智慧”。在薄伽丘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感觉到某种对于复兴的自信，并且这种复兴并不仅限于文学，还包括艺术。

除了大量的宗教著作外，一些文学作品满足了世俗的好奇心。法齐奥·德利·乌贝蒂（FaziodegliUberti）的《狄达蒙多》讲述的是一位不安分的流浪者环游世界的故事。他从意大利出发，到达希腊和非洲，进行了一次“神曲”式的旅行。维吉尔的职能则交由古老的博物历史学家索利努斯（Solinus）接任。托勒密继续讲述自己的生活，解释地球的地理位置。蒙特克罗齐的传教士里卡多（RionteCroce）也是一位真实的人物，他记述了东方的境况。读者了解了神奇的宝石、猴子和骆驼，得以漫步于欧洲的城市以及造访东方的仙境，看到龙、蛇和蛇怪，以及创世以来的世界历史戏剧。另一位记述者是巴伐利亚贵族约翰内斯·希尔特伯格（Johaberger），他在尼科波利斯战役失败后被关进奥斯曼帝国的监狱。他的不少著作都提及了东方的公爵、土地和人民。其中的中心角色自然是残忍的帖木儿·伦克。人们从中第一次听说了西伯利亚这片土地。希尔特伯格听说那里的雪橇犬“像驴一样大”，并且当地居民保留着吃狗肉的传统。真实的内容——红海的“名字里有红色，但它实际也不是红色的”——和约翰·曼德维尔（JeandeMandeville）童话[146]里的奇迹神奇地交织在一起。它们也现身于西班牙驻撒马尔罕大使的记录中：他听说人们从那里出发，朝中国方向而去，经过11天的旅行，最终到达了亚马孙人的土地，而后者的祖先曾经居住在特洛伊。

想要阅读那些具有轰动性和创作性的作品的城市读者，消费着以城市、酒吧和床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听充满法国风情的民谣歌手演唱着带有异国情调的远方、爱情、斗争和冒险。奥维德的《变形记》等古代的阅读材料也都进入了他们的“书目”。富有诗意的手工艺人从传统的黑暗中走出来：安东尼奥·普奇〔AntonioPucci，约1310—1388，也称“皮萨内洛”（Pisanello）〕，这位铸钟人和公告传报员，用一首佛罗伦萨旧市场的诗歌为这座城市的富饶腹地吟唱赞美诗。为此，他还研究了古代文本，例如小说《泰尔的阿波罗尼乌斯》——它在中世纪时曾被反复改写。越来越多古代作家的作品通过翻译在民间传播开来。例如，薄伽丘将李维和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Maximus）引入通俗拉丁语领域，并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最初的希腊语翻译成了拉丁语。

用薄伽丘自己的话来说，由于他这个“比意大利任何一个城市都美得多的超凡卓绝的佛罗伦萨”市民，14世纪的意大利文学达到了另一个**。在安茹的罗伯特的统治下的那不勒斯，薄伽丘熟悉了他那个时代的重要文学运动，接触到南方的爱情诗、法国的史诗和香颂。在这里，他可能还邂逅了乔托的画和彼特拉克的诗集。后来，我们还在拉文纳和弗利的士绅庭院中，以及埃尔萨山谷上的切塔尔多的房子里看到他的身影。其间，他还不断出现在佛罗伦萨，受其政府之托执行外交任务。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破旧不堪、杂草丛生的图书馆中，他继续寻找着手稿，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便是在厚厚尘埃之下，挖掘出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残篇。在薄伽丘自己的作品中，他化身为抒情诗人、史诗诗人、小说家，以及田园牧歌诗人等，分析了各式各样的爱情主题。布克哈特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发现了个体”的论断，在薄伽丘的《菲亚梅塔》（Fiammetta）中得到了另外一个论据：此前是否出现过“一位已婚女公民因对另一个人产生爱慕陷入自我质疑而无法自拔”这样的情节，或者类似的如此细致入微的描写吗？此外，薄伽丘还描述了著名人物的命运，他从亚当开始，一直写到他所处的时代，同时还创作了一部15卷的关于众神的著作，其中描绘了所有异教神灵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其神话的解读。他在但丁的传记中表达了对这位14世纪意大利文学中“最伟大诗人”的崇拜，并同时展现了一种线性历史的视角。

薄伽丘之所以能在他的那个时代扬名，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今天，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叙事者之一。黑死病成了《十日谈》的时代背景：一群佛罗伦萨富家子弟聚集在一栋远离瘟疫地狱的乡村别墅里，那里充满了天堂般的氛围。在这里，人人相互尊重守礼，文明相处，而周围地区的所有秩序正摇摇欲坠。十个年轻人跳舞、玩耍、用餐，听着音乐和蝉鸣打发时间——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讲故事，每天十个。最终，恰好有一百个故事汇聚一起，与但丁《神曲》中的诗歌一样多。薄伽丘独一无二的叙述手法穿梭于他严谨的行文中，个别还借鉴了滑稽文学、阿拉伯童话、游吟诗人的创作、古代神话或编年史，最终汇聚成这部独一无二的《十日谈》。**与死亡、金钱、命运游戏和腐败的教会是他描绘的主题，中世纪意大利的种种纷争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舞台上，时而色彩斑斓，时而细致入微。他以讽刺和微妙的幽默方式刻画了由好色的神父、贪婪的商人、丑陋的贵族、受骗的恋人和陷入热恋的人所组成的群像。这些小人物懂得如何大方又巧舌如簧地让那些看似高人一等但实际卑鄙吝啬的大人物陷入尴尬。

在书中，有一位腐败的公证人，他杀过人，是一个亵渎者，怀揣着所有邪恶的愿望，然而由于在临终忏悔中谎称自己过着忠贞、道德高尚的生活，成了一位广受尊敬的圣人。马匹商人安德烈乌乔（Andreuccio）在那不勒斯遭遇盗墓贼，被迫赤身**地钻进棺材。更尴尬的是，当他试图从刚刚过世的大主教冰冷的手指上偷下红宝石戒指时，发现自己被困在棺材里了。人们嘲笑那位聪明的修道院园丁马塞托（Masetto），他充耳不闻，假装不会说话，戏弄了八个好色的修女和她们的女修道院。还有那位农民，他被药酒麻醉了，却在重新醒来时误以为自己已经落入炼狱。令人不寒而栗的情节是，女孩将被杀掉的情人的头颅藏在花盆里，花盆里还种着罗勒……最终，薄伽丘就像越过一座道德净化的山峰，遇到了谦卑的格丽塞尔达（Griselda）。没有哪位清高的道德使徒发出警示，反而是一位文学作家对此循循善诱，他知道人之为人，必好酒色。最重要的是，薄伽丘掌握了让人发笑的艺术。如今的读者捕捉到了一位知识精英的样貌，他给出机智而有趣的答案，效果远远优于一大堆心灵的启示。在佛罗伦萨，第一个崇拜他的人是商人佛朗哥·萨凯蒂（Frai），其短篇小说散发着这位大师的思想。在其中一本小说中，当被问及为什么圣约瑟夫在壁画上看起来如此难过时，他就让画家乔托回答说，当约瑟夫看到他的妻子怀孕，并且不知道孩子是谁的时，他有理由难过……像自己的榜样一样，他对圣人不够恭敬。

在欧洲的“薄伽丘迷”中，英国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Chaucer，约13401345—1400）是上层中产阶级中最重要的一位。他是一位葡萄酒商人的儿子，也是约翰·冈特最爱的诗人。他经历丰富，做过战士也做过战俘，担任治安法官、海关监督、外交官和议会议员，还是一个拥有60册藏书的图书馆的主人。他凭借文学作品成为“英语诗歌之父”。他是第一个解释“文艺复兴”为何物的英国人，即从“旧书籍”（oldebokes）中发展出的“新科学”。他将法国长诗《玫瑰传奇》翻译成中古英语，也翻译了波爱修斯的《哲学的安慰》。他多次因公前往意大利。他有可能还见证了1367年在米兰举行的维斯孔蒂的女儿与爱德华三世之子的盛大婚礼。编年史学家傅华萨（Froissart）和彼特拉克也是此次婚礼的座上宾。他视但丁为“佛罗伦萨的智者诗人”，《西庇阿之梦》启发了他创作《百鸟议会》。他那部有关爱情悖论和矛盾的伟大诗作《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的灵感，则源自薄伽丘的《菲洛斯特拉托》。

在乔叟直到去世前才完成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故事发生的舞台和《十日谈》有所不同：如果《十日谈》是以拉丁欧洲的公园和别墅作为场景，那么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场景则变为了位于伦敦塔桥对面一片糟糕区域中的泰巴旅馆。聚集在这里的不是谦逊有礼的年轻人，而是来自各阶层的30名朝圣者。人们喝的不是红酒，而是啤酒。旅店老板鼓励他们在往返坎特伯雷的贝克特圣祠的途中，靠讲故事来打发时间。这使乔叟有机会以亲切的人物肖像来介绍自己的时代，描绘理想，同时又质疑它们。诗人以多样化的叙事形式讲述，辅以浪漫的情节、滑稽的故事和动物寓言。他时而教导，时而嘲讽和挖苦，时而布道，时而模仿，幽默风趣又不失严谨——他所讲述的故事虽都蕴含着经典的教诲，但又极尽轻松娱乐。薄伽丘的《苔塞伊达》和波爱修斯的哲学，是其中“骑士的故事”的教父教母。这个故事表面上披着爱神和荣誉的外衣，实际上它提出了宏大的问题，追问世界是什么，人在面对上帝、命运女神和星辰之时享有怎样的自由。再转回到地球——来到一个英国小镇——是矮胖的磨坊主讲述的故事，里面展示着**的臀部和各种**，描绘着中世纪的野性肉体。像我们今天的读者一样，当时的读者们同样嘲笑那只有骑士风度的公鸡尚特克勒，他面对自己最喜欢的母鸡潘特时，保持着宫廷式的礼貌——竟叫它“夫人！”——接下来也被一位狡猾虚伪的、被赦免的小商贩逗乐。顺便说一句，读过乔叟和薄伽丘的人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僧侣会在某一天点燃宗教改革。某些故事的道德寓意至今难以被明确地解读。乔叟对道德的开放态度极具现代特征，这位梦的诗人再次让仙女们在草地上翩翩起舞。

新科学的前夕

14世纪充斥着哲学和宗教信仰的混乱，学者间的思想斗争和文学家善变的文学观念似乎也影射了政治事务的混乱和书房外世界的战争。现实世界如何影响知识界，对其造成干扰还是使其活跃，都还尚难定论。像艺术一样，哲学和科学也有自己的规律。带来挑战的不仅是生活：就如同乔叟一样，他受到的挑战更多来自之前艺术家的作品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彼时，内心的虔诚遇上了生活的享乐，这与将来的情形相同。为此，争取纯洁的斗争获得了新的动力。路德的宗教改革标志其顶峰。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显得越来越可疑。因此，查理四世发布了一项法令，明令严格审查具有宗教内容的白话书籍。

各处都建立了规定祈祷和忏悔的兄弟会。一位富有的西亚商人乔瓦尼·科隆比尼（Giovannibini，1304—1367）做了和圣方济各一样的事情——放弃自己的财产，宣扬反对财富，并献身于清修、贞节和慈善。从他的追随者中涌现出了耶稣会（Gesuati），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不断地宣扬耶稣的名字。教会阵地的敌人是14世纪中叶法国方济各会的鲁佩西萨的约翰（JohnnesvonRupescissa），因为他强烈主张神职人员的绝对贫穷，谴责多明我修会的对手是“金钱的异端信徒”。他著作中的末日预言与炼金术启示有关，旨在为日益临近的可怕的末日灾难提供慰藉。他还是第一个尝试将炼金术用于医学目的的人。

年轻的萨鲁塔蒂在1355年前后经历了一次与众不同的觉醒经历。通过阅读奥维德的《变形记》，他发现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一瞬间就展现出“神赋的天赋”。像他一样，越来越多的同时代人选择在书房里阅读经典文本，任凭时间流逝，这里是早期的私人避难所。他们购买艺术品，收集古董，寻觅手稿。一种选择会排除另一种选择，正如世俗享乐与虔诚，理性哲学和神秘主义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一样。对于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Eckhart，约1260—1328）而言，在他所依赖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弗莱堡的迪特里希的思想里，上帝已化身为“一”：成为存在本身，并由此变为一种智力（i），成为一切存在的前提。埃克哈特认为万物完全被上帝渗透。人们将他称为“灵魂火花”（stillaanimae）。在“彼与此”（DiesundDas）中，人可以净化自己，摆脱一切非神圣之物，获得宁静和完整的神性的自由。这位敏锐的逻辑学家指出了一个神秘的方向。当他建议让人们在充满希望、闪闪发光的神圣“深渊”之中思考时，首先跟随他的是他的学生约翰内斯·陶勒尔（Johaauler，约1300—1361），一位斯特拉斯堡的传教士。充满神性与创造力的、即将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中的人，必定都来自同一个世界，在那里，埃克哈特大师建议消灭一切个体的东西。另一位多明我会修士亨利·苏索（HeinrichSeuse，约1295—1366）则走完了一条千年之前佛陀曾走过的路。通过鲜血淋淋的自我苦行，他淡定自若地接受了强加给自己的痛苦。

思想的视野越发扩大，甚至连主张“唯此性”的邓斯·司各脱都已着手探索已知事物的边界，从而为神学和哲学的分野做好了铺垫。因此，批判方法的出现既不是因为小冰川时代，也并非黑死病。在邓斯的手上，神学已作为一门积极的科学，旨在解释《圣经》并为人类提供指导。他夺走了神学成为上帝永恒知识伴侣的光环，头脑和记忆不需要上帝的启示就可以得出结论。因为阿维森纳，形而上学将“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如阿威罗伊所希望的那样，将神作为研究对象。

邓斯的认识论与微妙的语言学分析相结合，标志着对知识进行激烈批判的时代到来了。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以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等问题，移到了对话的最前沿，最终演进成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奥卡姆的威廉——我们上次遇见他是在巴伐利亚路德维希宫廷里——与司各脱一样，认为我们无法从结果中准确推断出原因。通常情况下，自然的过程都是必需的。但是，将上帝的干预——奇迹——驱逐出大自然，就等于否认了上帝的全能。人们永远无法确定其所感知的是真实的还是虚像。奥卡姆的威廉以此又将“世界的解体”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他而言，理性和经验无法引向对上帝的认识。一个人可能会相信灵魂不朽，但他不相信灵魂是可以证明的。然而，基于信仰的科学不是科学：“说起来很幼稚，我知道神学结论，因为上帝知道我所信奉的原理，正如他所揭示的那样。”如奥卡姆的威廉与培根论证的那样，普遍性的东西是不现实的，形而上学是不能用理性去理解的。

对奥卡姆的威廉而言，名称是普遍概念仅有的现实性——因此有人称他的哲学为“唯名论”。它们是人类的思想和认知所形成的符号，而不是永恒理念在地上的灰烬。现实的事物是可以获得经验的丰富、随机的个体。在奥卡姆看来，科学只处理概念和句子中的逻辑关系，而不再像司各脱所希望的那样处理“存在”本身。解释越简单越好，多余的东西必须被剔除。这指的是“奥卡姆剃刀定律”（Occam'sRazor）的说法，其在17世纪的经典表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面对认识论仍根基不稳的土壤，一些人在逻辑、数学和实验等领域寻求最明显的确定性。这条路线是由一群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任教的神学家所采用，他们称之为“计算器”。他们中最著名的是托马斯·布雷德沃丁（ThomasBradwardine，约1290—1349）。例如，他试图用数学方法记录物体的运动——弄清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关系。这些“计算器”代表着一种自然观，即更遥远的未来属于计数、测量、称量。

与等级制度的冲突从未平息。这一时代的思想家——如奥卡姆的威廉和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都遭到迫害，埃克哈特大师也卷入了令人不快的境遇中。在巴黎，曾挑战过经院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立场的奥特科特的尼古拉（Nikolausvo）被迫将自己的著作扔进焚书堆，还因此失去了教职。然而，许多人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就拒绝了新的道路。古代研究的先驱彼特拉克在他的论辩文章《论自己的和许多其他人的无知》中将自我认识和对善的意志置于对真理的理性探索之上。最高的哲学是认识上帝，而不是神。

如果科学绕过神学家的堡垒，避免所有可能质疑上帝无所不能的想法，那么它们就避开了使其背负异教徒名声的危险地带。论文在提出论点时经常使用的程式是“根据想象”（sedumimaginationem），这允许了讨论知识的自由。法国人让·布里丹（JeanBuridan，约1295—1358）假定上帝退出世界，自然遵循自己的规律。在此假设下，他根据亚里士多德和异教徒的立场建立了自己的论点，提出了自然哲学。例如，他断言不可能存在真空。亚里士多德并不知道引力，他声称运动物体所处的介质越稀薄，其运动的速度就越快。这意味着，在绝对真空的情况下，物体将达到无限的速度——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若是这样，这个物体必定会同时位于两个位置。但问题在于，这样的逻辑限制了上帝的全能。难道连上帝的力量都要屈服于矛盾定律——用康德的话说：“A不是非A”，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成为它不是的事物——吗？即使是万物的主，也不能成功制造真空。布里丹一生都只是一个世俗的神职人员，从来不是神学机构的一员，他认为上帝完全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他通常不愿这样做而已。这样，宗教异议一下子就被消除了，这位学者可以放手充分去证明绝对虚无的可能性。他不断发问：“天堂有物质吗？”“世界不止一个吗？”“地球可以移动吗？”

布里丹的运动理论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前，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学者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扔掉或发射的物体离开手或枪炮后会移动？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物体周围空气的振动或涡流推动了物体前进，但如同之前的约翰·菲洛波努斯和伊本·西那，布里丹坚持认为存在着一种推动力，即冲力（impetus），一种触发的力量。因此，强有力的“原动力”触发的动作——现在又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了——足以使支持它们的球体永续循环。与“天使推动球体”之类的普遍信念相比，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想法。布里丹的思考被遗忘了，但他本人没有被忘记。布里丹的人生肯定多姿多彩，在巴黎，到处都流传着他的逸事和臆构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是自然研究者难得的荣誉。据说他当过两个皇后的情人，根据弗朗索瓦·维庸《昔日的贵妇们》（Balladedesdamesdutempsjadis）中的说法，她们中的其中一位命人用麻袋将他装着扔进塞纳河（可能真正的布里丹幸免于此）。

他的学生尼科尔·奥雷斯姆（Nie，约1320—1382）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观的机械化。像布里丹一样，他考虑到了地球连同那些在地上爬行和天上飞行的东西日复一日地在绕着地轴旋转的可能性。但是他对这个假设以及其相反的假设都不置可否，他最终决定还是以传统的认知让地球归于宁静。他还为他的赞助人，即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从而着手制定合理的国家秩序准则，即“良政”（bonnepolicie）。此外，他是第一个撰写货币理论的欧洲人，即《论货币的最初发明》。他最终作为利雪的主教度过了自己的最后时日。

布里丹、奥里斯姆和其他人的猜想——包括一位不知名的教授，他认为地球环绕太阳运动比它停在中心更为明智——似乎开启了科学史的变革。自然科学和数学研究在同样的可能性空间中展开——仍然是不情愿的。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肖像、自传和文学中的“自我”，绘制完成的国家理论或古代研究都亦步亦趋地发展起来。但是，传统自然科学讨论的参与者圈子暂时仍然很小，其作品的传播受到限制，处理诸如大小或速度之类的“牛津计算器们”还停留在思想游戏阶段：它还未标志着一场革命。科学也仍只意味着用严格的逻辑来衡量旧权威的陈述，很少进行实验，但那些被提出的问题、生出的怀疑都是极具前瞻性的。艾蒂安·吉尔松（étienneGilson）认为“怀疑主义”是14世纪暴发的“新知识疾病”，它让这个时代更接近现代。如果他是对的，那么这种怀疑主义就不是疾病，而是知识力量的表征。更为重要的是，欧洲现代主义的历史恰好表明了怀疑主义的胜利。

火药和资本

皮浪的哲学通过怀疑论的圣经——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Empiricus）的著作——流传了下来，并且在13世纪后期就有了拉丁语的译本，但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暂时只有西塞罗和奥古斯丁的著作引发了方法论上的怀疑。大多数哲学家和神学家沿着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研究并对其评论，但充其量也只是增加了一些点缀。长久以来，古代自然科学的大厦无人能撼动。这需要扩大对话者的范围，例如通过印刷书籍，以及一些敢于违背传统和权威的极其聪明的人——这样的人不是每天都会诞生。只不过，单靠这一可能性的空间并不足以创建新的东西。

然而，14世纪并没有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欧洲正在接受各种创新。它们是一些不起眼的、通常都没有被同时代人记录下来的事物和操作方式，这表明欧洲正在缩小与东方之间的技术差距。例如，纸张已到达英国。1390年——在撒马尔罕首次生产纸张500多年后——由商人乌尔曼·斯特默（UlmanStromer）在纽伦堡建立的德国第一家造纸厂正式开始运营。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先决条件逐渐汇集起来，如果没有后来古登堡的伟大发明，即活字印刷，这本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似乎书籍的市场开始形成才是最重要的事。复制和传播手稿已成为一门生意买卖，它早已不再只是修道院的抄写工作。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学生催生了以下情况，即专业书籍被拆开，然后提供给能够同时工作的抄写员。造纸商、羊皮纸匠、插画师、装订工、红字标题师，以及之后的木匠，他们都在为抄写员和作者工作。达勒姆主教、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大臣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deBury）留下了14世纪书籍世界的快照。他于1345年完成的《书之爱》（Philobiblon）抒发的就是对书籍的热爱，它既是一本如何实际使用书籍的记事簿，也是一份关于那些为阅读而兴起的市场的档案。出差旅行的人可以回忆起在“天堂巴黎”旅行的经历，那种得以四处闲逛和走马观花的幸福。“这里的图书馆比香料店更受欢迎，还有各种各样书籍盛开的花园，”他写道，“这里有雅典人的旅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漫步小道、帕纳萨斯山和斯多葛式的门廊。”

薄伽丘和萨凯蒂等诗人为广大的读者写作。现存手稿数量超过80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昭示其获得的巨大成功，而《十日谈》也有60多种手稿流传于世。然而，其他欧洲国家并未产生像乔叟或意大利诗人那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波西米亚人模仿特普尔的约翰的《波西米亚的阿克曼》的形式，创作了一部具有古典修辞之美的杰作：一位刚痛失爱妻的人与死神之间的痛苦对话。普通民众不断增长的诉求也反映在当地语言版本的宗教著作、宗教生活或传说中。其中最成功的是《金色传奇》（Legendaaurea），该书于1350年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它凭借其中由圣徒和奇迹构成的简单故事，成了欧洲那个时代的宗教书籍里——包括《圣经》在内——被阅读最多的一本书！

除此之外，还有进一步的创新。在中国发明火药后的几个世纪，欧洲战场上也传出了枪声。早在罗杰·培根之前，写于14世纪早期的《火之书》（BuchderFeuer）——该书收集了各种可燃物质配方——就已经提供了关于如何混合致命的现代力量的秘诀。从拜占庭战士在公元7世纪就曾用来烧毁阿拉伯船只的传奇的“希腊火”到火药的配方，该书都有记载。最早的“火炮”是可以射箭的铁加农炮，其历史可追溯到1326年。这是迈向战争的关键一步——它不再基于肌肉力量和武艺，而是基于技术和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