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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独立三朝属望深 忽摧忠义泪沾襟（第2页）

与李纲有“总角之交”的李弥逊祭文，表达了极度的悲叹，“道之将行，国之将兴，天其或者，佑此老成，胡不憗遗？上为列星。栋折榱崩，何以支倾？”“公之云亡，有国有君，孰与卫之？有社有民，孰与任之？有兵有戎，孰与令之？奸回憸侫，孰与抑之？而忠鲠端毅之士，孰与激之耶？”[30]

另一与李纲有长期交谊的潘良贵祭文，发出十分沉痛的呼号：“呜呼哀哉！孰谓如公之光明硕大，抱经纶康济之业，而竟不得施乎？孰谓如公之巍巍堂堂，慷慨义烈，而功不及于中原乎？”[31]

一直被指为李纲同党的陈公辅，时已为提举江州太平观的闲官，他恭敬地致挽诗三首，今录其二：

豪杰不出世，为时斯闲生。有心安社稷，无计避功名。忧国维知重，谋身祇觉轻。徒令青史上，永永著英声。

材大古难用，功多忌更多。忠怀冲日月，谗口肆风波。此老今亡矣，苍生独奈何？应遗一时恨，千载不能磨。[32]

他强调虽然积毁销骨，李纲必然在青史上永垂不朽。

同样闲居，时任提举亳州明道宫的曾开挽诗强调，“追数中兴相，公居第一人”，“谁知千载后，遗恨在燕山”[33]。

曾任岳飞参谋官的薛弼写祭文说：“志大则难行，才大则难用，谋大则难合，功大则难成。自古在昔，以是为喟，公亦如尔，非天尔耶！”[34]薛弼身处险恶的宦海风波，也有明哲保身的方面，但内心良知不泯，自北宋末以来，一直是李纲的知音，非真正的知音，绝不可能有前四句十分精当的提炼和概括。

另一李纲的知音程瑀，也对这位伟人的一生和死之哀痛，作了富于哲理的评论：

天未遽丧斯道，必有魁磊杰立之伟人，离群绝类，望古圣贤而无愧者，堪人之所不能堪，辨人之所不能辨。由是方其未得位也，人固以宰相期之；幸其既得位也，必欣欢庆忭，日冀事功之成；及其既释位而去也，又咨嗟骇叹，冀吾君之复用。忽其梁木坏而逝也，人所愿欲者，于是已矣。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痛也，岂适私于一人也！[35]

自称是李纲“门生”的广南西路静江府通判邓祚，“闽、越相辽，踰三千里，致诚一觞，有泪如洗”，而致祭文：

呜呼！上帝不仁，歼我耆哲。士失司南，国丧人杰。搢绅士夫，闻公之亡。识与不识，莫不为之痛伤。而况于门下士，抠衣升堂、受恩最深者，义岂能忘？

呜呼！公乎！学足以究理乱之本，智足以周事物之微，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识足以断古今之疑，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能为。天之生斯人也，其将有意于世，故何又遽夺之？年未至于下寿，而深谋长策，百不一施；虽秉钧当轴，位极人臣，然中心所存，有志未就，仅同于山林不遇之人。……

小人得志，青蝇竞起。周公遭谤，仲尼被毁。与道进退，了无喜愠。虽三黜穷荒，终以殁世；而忠义之气凛凛然，可以贯日月，而塞天地。[36]

爱国词人张元幹以“门生”的身份，再致祭文和五致挽诗：

呜呼哀哉！大钧播物，造化茫昧，笃生豪杰之士，常与厄运会焉。王室多艰，肇自先朝。拨乱反正，扶危救倾，奋不顾身，孰如公者？然孤忠贯日，辄蔽于浮云；正色立朝，俄伤于贝锦。虽用每不尽其所学，一斥则终不复收用。岂黔黎命轻，而善类深否耶？此殆外侮间之，后进忌焉，使不得一日安于庙堂之上者，天也。……

公今云亡，殆将安仰？几筵肆设，恍惚平生。读公遗藁，永无负于国家；视仆孤踪，果何报于知遇？幽明之中，宾主不愧。皇天后土，实闻此言。抆血填膺，公其歆止。呜呼哀哉！尚飨！[37]

其他如刘子翚在挽诗中发出了“人亡今孰赖，忧国意如惔”，“长恸穗帷前”的悲号。[38]吕本中的挽诗极其沉痛地悲号，“如何事未济，此老下重泉”，“流风有余烈，志士只长叹”，“向来知己泪，南望不曾干”[39]。王洋挽诗悲叹李纲坎坷一生，说：“进退系安危。见梦英灵在，成功命数奇。”[40]

当时的祭文和挽诗都是作者们泪尽继之以泣血，发自心坎的悲痛和呼号，熔铸而就，意匠高超，文采秀发，属中华古典诗文的精品。即使千百年后，读来仍令人感恸和震撼。但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就是深受占主导地位的皇帝专制意识的影响。一方面痛恨奸臣，另一方面又迷信皇帝。本朝人不得说本朝皇帝坏话，不论皇帝如何作恶多端，亦须顶礼膜拜，敬若神明，这已成世代相传的中国特色的陋习。在祭文和挽诗，如“圣主兴不憗之叹”“十相从明主”[41]“天子圣明”“圣主本如天”[42]“圣上龙飞”[43]“吾皇方愿治”[44]之类谀辞，不一而足。难道南宋臣子辈真不知荒**无道、卑屈事仇的今上为何许人么？当然不是。宋高宗因白昼**，而在维扬之变中丧失生育能力的宫廷绝密，早成尽人皆知的丑闻秽事。张浚还曾主张斩因进献女色等，而受皇帝宠幸的宦官冯益。但是，此类颠倒是非黑白的谀辞，在当时反而成了臣子辈侍奉君父的天经地义。尽管对李纲的饱受委屈和打击，伟志不得伸，大才不得展，抱有最大的不平和痛愤，也决不能对“明主”和“圣上”，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而必须恪守臣规。在今人看来，岂不荒唐透顶，而可悲可叹！当然，在宋代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以理解，而不必苛责。

此后，如袁燮在《絜斋集》卷8《跋李丞相论和议稿》中，赞扬李纲“扶颠持危，国家重寄，非英伟奇杰之士，孰能胜之，若李公者，足以当乎此矣”。

南宋中期，最有名望的理学家朱熹为李纲奏议作后序，说“其在绍兴，因事献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以议和退避为非策，恳扣反复，以终其身”。“其言正大明白，而纤微曲折，究极事情；绝去雕饰，而变化开阖，卓荦奇伟。前后二十余年，事变不同，而所守一说，如出于立谈指顾之间”[45]。

南宋末年的戴表元，在《题渡江诸贤帖》评论李纲等人：“渡江以来，人品如李伯纪丞相，固当第一，张魏公（浚）、李庄简（光）固可相伯仲，然皆流离困踬百折，而忠纯骨鲠之气，滨死不衰。”[46]元人陈旅仍深深感喟李纲经世之才不得施展：“李伯纪丞相，备文武之资，能却大敌，平大盗，天下惜其亟黜而不用，至今士大夫论宋世之事，未尝不于公之出处，而三叹焉！”[47]

四、盖棺论未定

宋人常说：“事到盖棺方始定。”[48]李纲自己也说：“惟盖棺兮事始定。”[49]事实上，虽盖棺事定，而毁谤未止。朱胜非在至少成书于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的《秀水闲居录》中，谤言“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乃厚自奉养，侍妾歌僮，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飨客，肴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其居福州也，张浚被召，纲赆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镂银装饰，样致如一，皆其宅库所有也”[50]。朱胜非诽谤赵鼎、张浚、李纲三人，是“势利之交”[51]。对于朱胜非诋讦李纲之文字，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作了部分辩驳。《宋史》卷362《朱胜非传》载：“然李纲罢，胜非受黄潜善风旨草制，极言其狂妄”。“及著《闲居录》，亦多其私说云”。

宋高宗虽对李纲十分嫌忌，但对他的后事尚予几分礼遇，然而却与汪伯彦形成鲜明的对照。宋高宗对李纲丧事的处置是“赠少师，徙其弟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维于闽部，以治其丧，令所居州量给葬事”[52]。汪伯彦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高宗“悼之”，“赠少师，赐其家田十顷，银、帛千匹、两，官给葬事，又官其亲属二人于饶州，后谥忠定”[53]。除了赠赙从厚外，两人最重要的差别是有谥和无谥。

古时对谥号看得很重，人称“谥以节惠”，“百世不能易”。直到宋高宗死后，宋孝宗在退位前的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方下令“谥李纲曰忠定”[54]。为李纲定谥的叶适感慨地说，“为国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终”。“盖公之贤，自当时市井负贩，莫不喜为之道说。然而谤公者亦众矣”。“顾独有可恨者，夫是非毁誉之相蒙布，必至于久而后论定”。他提出谥“忠定”的理由是“虑国忘家曰忠，安民大虑曰定”[55]。李纲的谥号，直到他身后五十年，而方得以确定。宋人也注意到，他最后竟与汪伯彦都得到“忠定”之谥。[56]这件事实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反映了历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某些看来似乎是至神至圣的荣誉，经专制权力的魔法的变幻，完全可以贬为分文不值的赝品。李纲不得谥，而汪伯彦得美谥，也仅是宋高宗颠倒黑白的小小德政而已。

朱熹为李纲感叹说，“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不至于沦陷；用于绍兴，则旋轸旧京，汛扫陵庙，以复祖宗之宇，而卒报不共戴天之雠，其已久矣！”“顾乃使之数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岂天之爱人有时，而不胜夫气数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浅，而其相推相**，固有以迭为胜负之势，而至于然欤！呜呼！痛哉！”[57]他将李纲的坎坷一生归之为“气数”，这当然是现代的研究者所无法同意的。

《历代名臣奏议》卷158载牟子才奏：“秦桧当国，力主和议，一时谠论如胡铨等三十二人，不肯附丽，如李纲等八十余人，率皆摈弃，或死于囹圄，或死于贬所，或流落于魑魅之区，累赦不移，或栖迟于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绍兴之人才，散于多主战。”牟子才亦将“绍兴之人才，散于多主战”的原因，归罪于秦桧。李纲孙李大有，在李纲去世七十年的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亦书：“宣和、靖康、建炎、绍兴间，中原变故，国步艰难极矣，一时谋划之否臧，处置之不当，虏骑之所以既却而复至，王业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系于小人之进退，世多梏于成败已然之间，鲜有智者”[58]。李大有也将金军南侵、王朝兴衰归因于“小人之进退”。

此类议论的共同缺点，也与前述祭文和挽诗同样，是恪守据说是孔夫子传下来的古老原则——为尊者讳。事实上，没有皇帝作主宰，“小人”又如何得势？“谗口”又如何得以“肆风波”呢？

李纲和宗泽的悲剧，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又是时代悲剧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他们悲剧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宋高宗。宋高宗固然有其个人的品性和政治倾向，而其所作所为，却又与中国传统的专制帝制息息相关。从根本上说，正是专制帝制养成了其种种劣根性。所谓君子与小人之争，是中国古代哲人们常说的话题，李纲和宗泽也对皇帝强调这个问题。然而无论是前朝还是后代，皇帝包庇腐恶，亲信小人，黜杀君子的事件，却不断地重复演出。李纲之孙李大有感叹说：“自古及今，天下未尝无君子，亦未尝无小人，而小人常右，君子常左。故治世少，乱世多。”[59]今天看来，此说只是对中国古代专制政治重要表象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必须从事物的偶然性中，探寻其必然性的本质。中国古代是个农业为主的阶级社会，自秦汉而下，又是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与之相应，则建立了一整套的专制主义意识。马克思憎恨专制，深刻地批判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兼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60]。他也特别强调：“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巴黎）公社的精神的。”[61]故在中国古代的阶级社会和政治体制下，皇帝的大多数就必然具有兽性。皇帝亲小人是正常状态，而亲君子却是非常状态。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十分强调士大夫的名节，然而在专制政治下，士大夫失节是正常状态，而守节却是非常状态。亲小人，用各种手段威逼和利诱士大夫失节，正是专制腐败政治的必然需求。其结果也必然是邪道炽盛以嚣张，正气屈抑而摧折，导致“治世少，乱世多”。这正是专制政治的必然性。宗泽、李纲、岳飞等人的遭际和悲剧，是皇帝专制政治的必然性，而岳飞的惨死，更是专制政治兽性之极致。可见与其将李纲和宗泽的悲剧归之为“气数”，倒不如归之为传统的专制政治之不可救药。

但是，尽管在中国古代，正气经常处于似有或无，若存若亡，却不绝如缕，又是千百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元气。时至今日，宗泽、李纲、岳飞等人爱国正气，依然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神魂，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元气和巨大的精神能量，砥砺着中华的后世子孙，为着祖国和民族的民主、进步、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