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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一束（第5页）

——1890年4月（日期不详），巴黎

致埃米尔·贝尔纳

……我不是去那边找工作的，也无法给你提供工作。我想在那边做的是成立热带工作室。我会用即将赚到的钱买下一幢房子，就和你在世界博览会上看到的那种差不多。房身用木头和泥土建成，房顶用茅草覆盖（离城镇不远，但是位于乡下）。几乎花不了多少钱；我还会多砍一些木头进行扩建，把它变成一处舒适的住所。我们将有一头奶牛和几只母鸡，还有水果——我们每餐的主要食物——用不了多久，我们便没有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了。我们将拥抱自由……

你觉得我失去了爱别人的能力吗，四十二岁的年纪成了我萌发冲动的阻碍吗？

……我要去到那里，远离所谓的文明世界，只与所谓的野蛮人交往。

……在那里，拥有一个女人可以说是必须的，这将让我每天都能有一个模特儿。而且我向你保证，马达加斯加女人和任何一个法国女人一样风情万种，却并不精明算计……

——1890年6月（日期不详），普尔杜

致埃米尔·贝尔纳

……尽管我绞尽脑汁，想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坚硬，然而所有贴近我内心的东西还是给我带来了伤害，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我的油画前嚎叫的小团体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这一时期的绘画并不完整，更多的是为某种类似的东西进行准备。在艺术创作中，这些牺牲是必须付出的，半成型的思想缺乏直接而又明确的表达，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努力摸索。呸！有那么一分钟，你触碰到了天空，可它随后又不知所踪；然而，这对梦想的一瞥比任何事物更有力量。没错，我们（艺术家中的创新者和思想者）注定会在世界的打击下毁灭，但只是作为物质毁灭。石头会消亡，但话语将永存。我们的确陷入了困境，但我们还没有死去。他们暂时还不能把我怎样。是的，我想我会得到我所申请的东西，一个在东京的好位置，我将在那里大显身手，并攒下一笔钱。整个远东，伟大的哲学在所有的艺术中都是用金色的文字书写的，这些都值得去研究，我想我会在那里重新振作起来。如今的西方已腐朽不堪，“赫拉克勒斯”（Héraclès）们可以像安泰（Antée）一样，在这方沃土上汲取新的力量。等一两年后归来，你将会变得健康强壮……

致埃米尔·贝尔纳

……我听说了文森特的死讯，你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这让我感到欣慰。

他的死虽然令人难过，但我却并不那么悲痛，因为我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也知道这个可怜的家伙在与疯病的斗争中遭受了多大的痛苦。在这个时候离世，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因为这让他的痛苦得以了结。若是他在另一个生命中得到重生，那么他今世施行的善举，将在来世得到善报（根据佛法）。没有被弟弟抛弃，还得到了少数艺术家的理解，他走得也算欣慰……

现在，我已经不再发挥自己的艺术才智，整日打着瞌睡，不打算去了解任何事情。

——1890年8月（日期不详），普尔杜

致奥迪隆·雷东

……你给我的留在欧洲的理由，比让我信服更讨人喜欢。我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事实上，自打我来到布列塔尼，先前的想法便开始动摇。即便是马达加斯加，也离文明世界太近了点儿；我应该去塔希提岛，我希望在那里度过余生。你欣赏我的艺术创作，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幼苗，我希望能在那里，在一种原始和野蛮的状态下，遵循自己的意愿继续培育它。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找到平静和安逸的氛围。不要在意别人是否获得了荣誉！

在这里，高更已经销声匿迹，再也看不到他了。我很自私，这一点你也看得出来。我会带上照片和画作，它们为我搭建起了一个小小的世界，我每天都可以和我的这些朋友们交谈；至于你，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你做过的每一件事，还有一颗星；当我在塔希提岛的小屋里看到它时，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想到死亡，而是想到永生……在欧洲，用蛇尾表现死亡是比较合理可信的，而在塔希提岛，一定要用重新长出并开花的根来表现。我并非要跟那些与我和谐相处的艺术家永远告别……所以，亲爱的雷东，我们会再见面的。

——1890年9月（日期不详），普尔杜

致梅特

……你说舒芬尼克无疑对我赞誉有加，可他只是在重复，他对我的评价和别人的几乎差不了多少，他甚至重复了德加的评价：“他或许是一个海盗，但他是神圣的。他是艺术的化身……”

——1890年12月（日期不详），巴黎

致威廉姆森[51]

……丹麦和丹麦人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痛苦，从那以后，我便本能地不再信任他们。因此，我在阿旺桥对你亲切友好，是因为你是位画家，而不是因为你是我不信任的丹麦人。你写给我的信改变了一切，我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打算对憎恨丹麦居民的决定破个例。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这一点，那就让我们像朋友一样聊聊吧。你对你的荷兰之行感到满意，我对你关于那些荷兰大师的看法不予置评，除了伦勃朗和哈尔斯（Hals）[52]。这两个人中，你更喜欢哈尔斯。法国人对他并不是很熟悉；而在我看来，他的肖像画通过巧妙地（也许太过巧妙了）处理外在的东西，把生命表现得过于鲜活灵动。我建议你去卢浮宫仔细欣赏一下老安格尔的肖像画。在这位法国大师的作品中，你会感受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面上的冷漠让人望而却步，但背后却隐藏着炽热、强烈的情感。此外，安格尔偏爱宏大的整体线条，他追求的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本真的美，并把它体现在了形式上。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委拉斯开兹呢？委拉斯开兹，一只老虎。这里有一幅肖像画给你，人物脸上清晰地体现出了帝王的特质。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是通过再简单不过的方式，也即对颜色的处理。

在我看来，一个低级的艺术家总是会掉入所谓的科学技巧的陷阱之中……所有柔和的笔触都只是在提醒我们作品如何运笔，从而使我们不再去关注作品是否具有想象力。然而，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是那些以最简单的方式，成功地运用自己最抽象的绘画原则的人。去听听亨德尔（Handel）[57]的音乐吧！……至于我，我主意已定；我即将到塔希提去，那是位于大洋洲的一座小岛，在那里没有钱也可以生活。我想忘记过去所有不好的事情，哪怕是去世也不让这边的人知道；我想自由地画画，不去理会别人眼中的荣耀……在欧洲，一个可怕的时期正在酝酿，下一代人避无可避：黄金即将为王。一切将变质腐烂，人和艺术也一样。人们正被不断地撕裂。至少在那里，在没有冬天的蓝天下，在肥沃富饶的土地上，塔希提人民只要抬起手臂就可以摘到食物；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从来都不工作。在欧洲，男男女女们只有靠不休不眠的劳作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此期间，他们必须忍受饥寒交迫、贫穷困顿；相反，塔希提人民是位于大洋洲的那片鲜有人知的天堂里最幸福的居民，他们尝到的都是生活的甜蜜。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歌唱和恋爱。因此，一旦我安顿下来，保证了日常所需，便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伟大的艺术事业当中，再也不用去理会他人的嫉妒和猜疑，也无需从事任何低贱的交易。就艺术创作而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占到了四分之三，如果你希望创作出伟大且永恒的作品，就必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1]克洛德—埃米尔·舒芬尼克（Claude-émileSecker，1851—1934）：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代表作有《埃特雷塔悬崖景观》《粉红色女人的画像》等。他和高更在交易所结识，后来两人均放弃工作，投身艺术事业。

[2]黎凡特（Levant）：历史上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地区，边界模糊，曾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地。

[3]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PubliusVergiliusMaro，前70—前19）：通称“维吉尔”（Virgil），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有《牧歌集》《农事诗》《埃涅阿斯纪》等。

[4]独立协会（Sodépendants）：全名“独立艺术家协会”（SociétédesArtistesIs），1884年创立于巴黎。协会定期举办无评审制度的“独立沙龙”（SalondesIs），舒芬尼克是创始人之一。在第一届沙龙上，高更的作品即被展出。

[5]让—弗朗索瓦·拉法埃利（Jean-Fran?oisRaffa?lli，1850—1924）：法国画家、雕塑家，善于运用写实风格描绘人物，代表作有《喝苦艾酒的人》《婚礼邀请》《捡破烂的人》等。他曾应德加邀请参加印象派画展，但他并非印象派画家，还声称自己展出的三十七幅作品主导了整个展览，因而受到莫奈等人的非议。

[6]当时，高更的妻子梅特靠教丹麦的孩子学习法语来养家糊口。

[7]参见《此前此后》“往事回忆”题下“丹麦印象”一节中，高更关于自己在丹麦逗留期间的苦涩回忆。

[8]儒勒—欧内斯特·布约（Jules-ErBouillot，1837—1894）：法国雕塑家。1877年高更与布约结识，在他的鼓励下以妻子为模特，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件雕塑作品。

[9]让—巴蒂斯特·阿尔芒德·基约曼（Jean-BaptisteArmandGuillaumin，1841—1927）：法国印象派画家，擅长描绘风景。代表作有《克罗藏的风景》《茹伊别墅》《伯西塞纳河上的驳船》等。

[10]斐迪南·维克多·欧仁·德拉克洛瓦（FerdinandVieDelacroix，1798—1863）：法国画家。善于运用色彩，作品充满浪漫风格，代表作有《自由引导人民》《希奥岛的屠杀》《但丁之舟》等。他崇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继承和发展了多个画派和艺术家的风格，带给高更很大的影响。

[11]《唐璜之筏》（LeNaufragedeDonJuan）：德拉克洛瓦名作之一，创作于1840年。创作灵感源自英国诗人拜伦（Byron，1788—1824）的长篇叙事诗《唐璜》，描绘了唐璜一行在海上遭遇风暴，因缺少食物抽签决定将谁分食的场景。

[12]艾伯特·沃尔夫（AlbertWolff，1835—1891）：法国记者、艺术评论家，高更的又一个眼中钉。他支持学院派、反对印象派，但偶尔也会赞赏印象派的个别作品。

[14]朱尔斯·巴斯蒂安—勒帕奇（JulesBastien-Lepage，1848—1884）：法国画家，擅长描绘乡村风俗和人物肖像。代表作有《圣女贞德》《垛草》《男子画像》等。

[15]维克托·亨利·罗什福尔（ViriRochefort，1831—1913）：法国记者、剧作家、政治家，曾任《费加罗报》编辑，并主编有《灯笼报》（LaLanterne）、《马赛曲报》（LaMarseillaise）、《口令报》（LeMotd’ordre）和《不妥协者报》（L’I）。他是位激进的共和派，常因政治斗争被罚款、监禁。

[16]梅特·高更（MetteGauguin）：原名梅特—索菲·加德（Mette-SophieGad，1850—1920），丹麦籍，高更之妻。两人于1873年结婚，共育有五个孩子。1883年，高更为绘画辞去工作，一年后为紧缩开支举家从巴黎迁居鲁昂，之后又辗转哥本哈根投奔岳父。1885年，高更与妻子一家决裂，带着次子克洛维斯（Clovis，1879—1900）返回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