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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囚禁（第2页）

在这条法令颁布之后，仍然坚持“错误思想”的人，仍然坚持“疯狂的异端邪说”的人，仍旧信仰“可耻教义”的人，都要承担故意不遵守法令的后果，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处死。

从此，古老的世界走向最终毁灭的步伐越来越快。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几乎没有一座异教教堂继续存在，不是被建筑商拆掉用于建造新桥梁、街道、城墙和排水工程，就是被改建成基督教徒的聚会场所。共和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成千上万的金银神像或被没收，或被偷走，残存的雕像也被打得粉碎。

位于亚历山大利亚的塞拉辟斯神庙被夷为平地，六百年来，这座神庙一直受到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的共同尊崇。亚历山大利亚仍保留着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世界著名大学，这所大学一直讲授古代哲学，吸引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大批学生前来学习。亚历山大利亚主教没有下令关闭这所大学，可这一教区的教士们自行决定，闯入了演讲大厅，私自处死了希帕蒂亚，把她的残缺尸体被扔到了大街上喂狗，她是最后一位柏拉图哲学的教师。

罗马的情况更糟糕。

朱庇特神庙被关闭，作为古罗马人信仰基础的神谕书籍也被烧毁，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高卢，在著名的图尔大主教领导下，过去的神灵被看做是基督教义中恶魔的前身，所有的神庙因此被拆除。

如果像边远地区有时候发生的情况那样，农民们站出来保卫他们所敬仰的神庙，那么军队就会立即出动，用斧头和绞刑架来平息这样的“撒旦的叛乱。”

在希腊，破坏进程相对缓慢一些。但是，在公元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被取消了。古希腊国民生活的中心活动一结束，其他一切消灭起来就容易了很多。哲学家们相继被迫远走他乡。最终，査士丁尼皇帝下令关闭了雅典大学，并没收了全部财产。最后的七位教授因无法生存而逃往波斯，波斯国王霍司禄友好地收留了他们，并让他们玩起了新奇的印度游戏“象棋”，以此安度余生。

五世纪前半叶，大主教克里索斯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旧作家和哲学家的书籍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西塞罗、苏格拉底、维吉尔和荷马处于被遗忘的角落，整整尘封了六百年后，他们才重见天日。这期间，世界不得不靠着神学家高兴才给予的些微文学食粮来维持着。

这样的食粮有些奇怪，而且营养也不太均衡。

尽管已经战胜了异教徒，基督教依旧被很多现实的烦恼所困扰。如果高卢和路西塔尼亚的贫苦农民叫嚷着要烧香祭拜古代神灵，他们很容易就会被镇压下去。可是东歌德人、阿拉曼人和伦巴人宣称，亚历山大利亚神父阿里乌斯关于基督的真正本质的观点是正确的，同城主教、阿里乌斯的死对头阿瑟内休斯是错误的；伦巴人和法兰克人坚定地认为，基督和上帝是性质不同的，二者只是有些相似；汪达尔人和萨克森人则坚信，内斯特所说的才是真理，因为他把圣母玛利亚称为“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勃艮第人和弗里斯兰人不承认耶稣的二重性，一面是人，一面是神。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接受了基督教，尽管他们有些令人遗憾的错误看法，他们是基督教坚定的朋友和支持者，不能用一般的革出教门和永久地狱烈火来惩处。要温和地劝慰他们，告诉他们是错误的，必须用充满爱和忠诚的语言把他们带回到羊圈中。但是，首先应该告诉他们明确的信条，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必须坚持的真理，什么是必须摒除的谎言。

人们要求信仰统一的愿望，最终导致了那些著名的集会，这些集会后来被称为“全基督教大会”或“全体大会”。从四世纪中期以来，教会就不定期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以决定哪些教义是正确的，哪些教义包含了异端邪说，应该被宣布为错误、不合理、荒谬和异端。

公元325年，第一次全基督教大会在离特洛伊废墟不远的尼西亚召开，第二次是在五十年后的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三次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又连续召开了几次，一次在迦克墩，又有两次在君士坦丁堡，还有一次在尼西亚，最后公元869年的会议还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

但是此后，全基督教大会是在罗马或教皇钦定的某个西欧城市召开。自从四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尽管皇帝有权利召集这样的会议，但罗马大主教提出的建议应当予以高度重视。我们不清楚谁是尼西亚会议的主持人，但后来所有的会议都是教皇主持的。这些会议中形成的决定，都必须获得教皇本人或者他的代表的正式批准，否则是不会具有约束力的。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方的宜人地区看一看。

宽容与不宽容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两类人争论的焦点。一类认为宽容是人类最伟大的美德，另一类则认为宽容是道德软弱的体现。我不想从纯粹理论方面予以关注。然而，必须承认，基督教捍卫者们在解释为何要对所有异教徒施加那些可怕的酷刑时，听上去还蛮有道理的。

他们说：“基督教会和其他组织一样，就像一座村庄、部落或者城堡，必须有一个总司令，也必须有一套明确的律法体系和章程，所有的成员都必须遵守。因此，宣誓忠实于基督教的人要服从总司令的领导，遵守那些律法。否则，就要承担后果，被逐出基督教会。”

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话都是非常正确和合理的。

今天，如果一位牧师觉得自己不再相信浸信会的教条，他可以改信卫理公会，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不再信仰卫理公会规定的信条，他可以改信一神论、天主教、或犹太教，也可以信仰印度教或者伊斯兰教。世界是广阔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没有人会阻拦别人去做什么。

但是，现在是一个轮船和火车的时代，拥有无限商机。

五世纪的世界可不是如此简单，那时很难找到一个不受罗马主教影响的区域。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就像很多宗教异端那样，但是路途遥远，能坚持到终点的人聊聊无几，而且，这也意味着抛妻别子和永久的自我流放。

最后，假如一个人真正觉得自己对耶稣的看法是正确的，确信自己最后一定会劝服教会做一些修改，这仅仅是时间问题。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放弃如自己所愿选择信仰的权利呢？

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症结所在。

早期的基督教徒，不论是信教教徒还是持异端邪说者，其观点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一群有学问的神学家企图确定那些无法确定的东西，努力把上帝存在归结为一个公式。一群数学家因为他们不能在x的绝对值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也不及那些神学家荒谬可笑。

但是，自以为正确和不宽容已经控制了世界。直到最近，那些说“我们不可能知道谁对谁错”，并以此主张宽容的人，就会有生命危险。因此，他们通常使用精心设计的拉丁词句来隐含他们的警示，只是最聪明的读者也没有几个能读懂他们的真实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