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古罗马的作家们则从近千年的历史中得出结论,他们发现人类发展有某种上升趋势。古罗马的哲学家们,尤其是伊壁鸠鲁派,他们满怀喜悦地教育年轻一代,准备迎接一个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
不久,基督教出现了。人们的关注中心从这个世界转到了来世。人们立刻坠入了绝望、听天由命的黑暗深渊之中。
人最初是邪恶的,他的本性和偏好都是邪恶的。他在罪恶中孕育,在罪恶中出生,在罪恶中生活,就连他死的时候也在忏悔自己的罪恶。
但是,古代的绝望和这种新的绝望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区别。
希腊人认为他们比自己的邻居们更聪明,受的教育也更好。他们很同情那些不幸的野蛮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狂妄地认为,自己是宙斯的“特选子民”,和其他民族不同。
但是,基督教从来没有脱离他们自己的先人。基督教徒把《旧约全书》作为自己信仰的圣书之一,他们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即认为他们和其他民族是不同的,只有那些承认某种正式存在的信仰的人才能获得拯救,而其他人注定要走向毁灭。
当然,这种思想对那些缺乏谦卑精神,以为自己是千百万人中的宠儿的人,具有巨大的直接利益。在那些十分艰难的岁月里,这种思想把基督教徒变成联系密切、相对独立的小团体,独自漂流在异教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片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的海洋上的其它地方,都发生了些什么,对于特土良、圣徒保罗,以及其他忙着把基督教思想写进书本的作家们,根本不需要关心。他们希望只最终到达安全的彼岸,在那里建设他们的上帝之城。同时,其他那些在充满荆棘的路上奋斗着的人们想做些什么,他们同样漠不关心。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新的关于人类起源和时空界限的理论。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这些神秘现象都发现了什么,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真诚地相信,所有的一切旧有价值体系都将因耶稣的诞生而烟消云散。
比如,我们的地球问题。
古代的科学家们认为,地球是众多星球的一个。
基督教徒则彻底否认这种思想,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居住的小盘子就是宇宙的中心。
上帝创造地球,是为了给一个特殊的小群体提供栖身之所。这一点在《创世纪》第一章中说得很清楚、很全面。
当要说明这群受到偏爱的人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时,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各方面的证据表明世界十分古老,地下有被掩埋的城市,有已经灭绝的大怪兽,还有植物化石。这一切可以被驳倒,可以被忽略,可以被否定,而这之后,建立一个创世纪的具体日期也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在这样的宇宙之中,一切都是静止的,它起始于某年某天某时,将会在某年某天某时终结。它只是为了某个宗教教派而存在的。在这样的宇宙中,根本没有探索奥秘的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他们只重视普遍原则,在研究时空领域时,希望在永恒和无限这两个概念之间获得一个平衡。
确实如此,很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说,从内心里自己是基督教会的虔诚子民。但是,那些真正的基督教徒更清楚,一个人如果真心对宗教奉献爱和虔诚,他就不该知道这么多,或者拥有这么多书籍。
只有一本书就已足够。
这本书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个字母,每个逗号,每个冒号,每个惊叹号,都是受到神灵启示的人所写下的。
如果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人被告知,据说有一本圣书,书里有没整理好的民族史碎片,真假难辨的爱情诗,有些癫狂的先知描绘的虚幻景象,还有整章整章恶毒的诅咒,被诅咒的人,只是因为某种原因,被认为冒犯了亚洲部落的某个神灵,那么,希腊人会觉得好笑的。
但是,三世纪的野蛮人非常崇拜这些“文字”,这对他而言,就是最神秘的文明。教会经多次会议商讨后,把这本很特别的书推荐给他,说书中没有任何错误、瑕疵和纰漏。他痛快地接受了这本宝书,认为它汇集了人类所知晓或希望知晓的一切。从此,他也加入了人流,指责和迫害那些敢于藐视天国,研究范围超越摩西和以赛亚的人们。
那些愿意为了原则而牺牲的人总是少数。
同时,就某些人而言,渴望知识也是压制不住的,他们必须要为自己被压抑的精神找到发泄的渠道和途径。在这种好奇和压制的冲突之间,产生了矮小羸弱,结不出果实的知识之树,这就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产生于八世纪中期。当时,法兰克“矮子”国王庇平的妻子贝尔莎生了一个儿子,他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当做法国的庇护圣徒。路易王让他的子民花了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为此,他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宗教裁判所,以回报他的臣民的忠诚。
当这个孩子接受洗礼时,取名卡罗勒斯。我们在很多古代宪章的下面都可以看到签着这个名字。签名有点儿潦草,或许因为他不擅长写字。他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但是,当他开始练习写字的时候,由于他的手指在跟俄罗斯人和摩尔人交战过称中得了严重的风湿,不得不放弃练字。他找了当时最好的书记员来给自己当秘书,负责书写工作。
这个长期征战边疆的老兵,在五十年里穿了两次“城市人穿的服装”(即罗马贵族长袍),他为此深感自豪。他非常了解学习的意义,几乎把皇宫变成了太子和官宦子弟的私家大学。
这位西方的新皇帝非常喜欢花时间消遣,他的周围总是名流云集。他很尊重学术上的平等,并为此放弃尊严,像一个普通的教会信徒一样积极参加讨论,甚至允许那些卑下的教授们反对自己的观点。
但是,当我们审视他们有兴趣讨论的问题时,我们不禁联想到新泽西乡村中学辩论队所选的辩论题目。
至少可以说,他们非常天真。在公元800年正确的东西同样适用于公元1400年,这并不是中世纪学者们的过错,他们的大脑和二十世纪的学者们一样敏捷。如果你给当代的化学家或医生充分的研究自由,但条件是,他们不能违背1768年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化学在当时实际上是一门不知名的学科,而外科学和屠宰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你就明白中世纪学者们的处境了。
结果是,尽管中世纪科学家很聪明很有才能,但是,实验领域很有限,就像把一个劳斯莱斯的发动机安在了一台廉价小汽车上。一旦他踩下油门,就会发生无数次车祸。但是,如果他不敢冒险,而是按照交通规则驾驶这个新发明,他就有点可笑了,因为这样不仅浪费了巨大能源,还哪里也去不了。
当然,这些人中最优秀的人,对他们被迫遵守的速度限制,是受不了的。
他们用尽可能的方法逃避教会无休止的监视。他们写下了宏篇巨著,努力证明恰恰是他们不赞成的东西,以此暗示他们实际想说的东西。
他们说着故弄玄虚的话;他们穿着奇异的服饰;他们在房顶上挂满鳄鱼;他们摆满架子的瓶子里,都装着怪物;他们把散发难闻味道的植物放在炉子上。这样,他们就吓走了那些从前门来的邻居,同时获得一个不会干什么坏事的疯子的名声,于是,他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必对他们的思想承担什么责任。逐渐地,他们就发展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伪装体系,即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弄清楚他们的实际意图。
几个世纪以后,新教徒们对科学和文学所展现的不宽容,和中世纪教会十分相近,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那些伟大的改革者们可能会强烈批评和诅咒这些人的内心思想,但他们很少把恫吓变成积极的镇压行动。
另一方面,罗马教会不仅有能力消灭异己,而且每当形势需要,就要淋漓尽致地运用这种能力。
我们中有些人,喜欢对宽容和不宽容的神学价值进行抽象思辨,对于他们来说,上述区别似乎很细微。
对于那些可怜的家伙而言,这确实是个问题,他们要么改弦易辙,要么在公开场合接受鞭笞。
如果他们没有勇气说出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而宁愿浪费时间专门玩《启示录》中提到的动物名称字谜游戏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对他们太苛刻了吧!
我十分肯定,如果是在六百年前,我是绝不敢写这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