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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向书籍开战（第2页）

含义模糊的“叛逆罪”，即“恶意侮辱圣上”的罪名出现了。这种罪不过是政治上的错误而已。从奥古斯汀时代到査士丁尼时期，很多人被投入了监狱，仅仅因为他们对统治者过于直言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不提及皇帝的话，罗马人也就没有了必须避讳的主题。

当世界落入了基督教会统治时期，这种幸福时光也走到了尽头。好与坏、正统与异端的界限在耶稣升天几年之前就已经划定。公元一世纪中期，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呆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以护身符和吉祥小饰物而闻名。他四处传教，驱除妖魔，他成功地让很多人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异教思想是错误的。作为一种忏悔，他们选了一个好天，聚集在一起，带着关于魔法的书籍，焚烧了大量的秘密咒符书。这些内容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中有记载。

然而，这是这群忏悔者完全自愿的行为，书中也没说，保罗企图禁止以弗所人看类似的书或拥有类似的书。

一个世纪之后，才采取这样的措施。

当时，一群在以弗所城参加会议的主教们下令，任何包含圣徒保罗生活细节的书籍都是禁书，信徒们不能阅读这方面的书籍。

在此后的二百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审查制度，因为没有什么书籍问世。

但是，在尼西亚会议以后，基督教会成了帝国的官方教会，对文字的审查也变成了教士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些书籍被列为绝对禁止的，一些书籍被列为是危险的。教会向人们发出警告，如果他们阅读，则后果自负。直到最后，作者们发现，在书籍出版前，最好还是获得官方的同意，并逐渐形成一个规矩，作者们先把他们的书籍手稿送往当地教士，获得认可后，再印刷出版。

即使这样，一个作家也不能保证他的书籍能长存于世。一个教皇或许认为一本书无害，但他的继任者可能认为这本书亵渎神灵，抑或不检点。

然而，大体说来，这个办法倒也有效保护了作者，让他们免于与自己的羊皮纸作品一同化为灰烬。当时的书籍主要靠手抄，出版一套三卷图书需要整整五年时间。

约翰·古登堡的著名发明改变了所有这一切。

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一个有进取心的出版商，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能够生产四五百本书。仅在公元1453年到1500年间，呈现给西欧人和南欧人的不同版本书籍不少于四万册。而在此之前，只有某些藏书十分丰富的图书馆才能看到。

基督教会非常担心书籍这种出乎意料的增长速度。这些书对所有权威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胁，因此，教会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从源头上审查即将出版的图书，确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都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公布的有“犯禁内容”的图书越来越多，于是便产生了有名的“禁书目录”，它几乎和宗教裁判所一样臭名昭著。

但是，如果认为对印刷品监督管理的只有天主教会，也很不公平。有很多国家都害怕大量出现的印刷品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要求当地的出版商向审查官提交书稿，禁止他们印刷出版不带有官方许可标识的书籍。

但是，除了罗马以外，没有哪个地方今天还在沿用这种惯例。即便是在罗马，十六世纪中期以来，这个惯例也一直进行着重大修改，也不得不如此。出版界工作效率太高，发展迅速。就算是红衣主教最能干的委员会，也就是负责审查所有出版物的“书目委员会”，也因为书籍太多而无法应付。更不用说那些如洪水般涌现出来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不论一个人有多勤勉，也别指望在几千年里读完这些书籍，更不用说还有审查和分类。

但是，统治者强加给不幸民众的这种不宽容，却最终砸了他们自己的脚。几乎没有别的情况能这么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佗已经宣布，他反对对作家的迫害，认为这样做很愚蠢，等于是在为书籍做宣传，否则，也不会那么引起人们的关注。

禁书目录证明了这个说法。宗教改革刚刚获得成功，禁书目录就成了想全面了解当时全部文学情况的人的方便指南。还不止这些。在十七世纪，日耳曼和低地国家雄心勃勃的的出版商，都在罗马安排了耳目，他们的任务就是及时获取最新禁书目录。一旦得到，他们就会交给专门信使，信使就会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把这个值钱的信息告知他们的老板。紧接着，德意志和荷兰的印刷工厂就会着手工作，出版特版书，获取高额利润，并被职业书贩子偷运到禁止出版的地区。但是，能被偷运到国外的书籍还是很少的。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禁书目录直到最近才解除，压制政策在的结果在这些国家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这些国家的发展逐渐落后，其原因也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大学生们不但被剥夺了使用外国教科书的权利，更主要的是，他们不得不使用国内出版的、质量低劣的教科书。

更糟糕的是，禁书目录让人们不敢进行严肃的文学和科学研究活动。人们辛辛苦苦去写书，而到头来却被那些无能的审查官修改得支离破碎，或者被调查委员会的小职员弄得乱七八糟，谁也不愿见到这样的结局。

相反，他宁愿去钓鱼或在酒店玩多米诺牌来打发时间。

或者，他干脆在绝望中静静坐在下来，去写写《堂吉诃德》这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