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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的女尸（第4页）

白书萍的家在城郊的一个贫民区，房屋虽然破旧，但却窗明几净，收拾得非常干净。

白书萍的母亲是一位五十多岁，瘦小羸弱的老人。一提起案子，她就老泪纵横，伤心地说道：“唉！好端端的一个人，咋就会死了呢……我的书萍，她死得冤呀……”

“大娘，请节哀！大娘，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查出凶手，替白书萍报仇。”何钊与赵忆兰连忙劝她。

待老人平静了一点之后，何钊这才开口说道：“大娘，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一问白书萍是谢子文的女儿吗？”

“是的。谢子文就是我男人，我那冤死的男人。”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点头承认说。

“那么，大娘，当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您能给我们详细说说吗？”何钊问。

老人叹了一口气，抹掉眼泪，开始叙述起来：“虽然已经过去八年了，但那天的事情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我男人去上班时心情很好，他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去了。带着孩子去北京旅游，看一看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是我们俩藏在心里很久的一个心愿。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他还打回来一个电话，说是公司查账，需要加班，他可能要很晚才能回家。谁知那一晚我们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天亮，都没有等到他回来。等到第二天，却意外地等到了一个噩耗，说他贪污五百万元巨款，畏罪自杀了……”

“他真贪污了吗？”何钊问。

“哪能呀？他为人一向老实，公私分明，连公司的一张纸都不往家里拿，又怎么会贪污那么一笔巨款呢？再说，他如果贪污了那五百万，又拿到哪里去了呢？他可是除了工资之外，连一分钱也没有往家里多拿过呀。”

“报警了吗？”

“报了，上面也派来过两个警察。但他们只找几个人随便问了问，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后来呢？”何钊问。

“后来，公司强行收缴了我们仅有的一点存款，把我们赶出公司的宿舍，使我们流落街头，一无所有……”

何钊双眉紧蹙，心情感到异常沉重。

“更可恨的是，他们还给我们扣上了一顶罪犯家属的帽子，使我找不到工作，使书萍在学校里入不了团，拿不到助学金……“我们娘俩咬紧牙关熬呀熬呀，总算熬到书萍长大成人，大学毕业了。书萍成绩非常优秀，原以为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谁知她投出去的应聘书，一份也没有回音。托人一打听，原来还是她父亲的问题，人家都不愿收一个罪犯的子女。这一次书萍再也忍不住了，她一咬牙出去弄了几份假证件，改名换姓去绿地公司应聘，进入他们的公司，去暗查当年的事情……”

“可是，她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吗？”何钊问。

“知道。书萍说，就是冒生命危险，她也要把当年的事情查个一清二楚，还她父亲一个清白。”

何钊点点头，不禁对这位姑娘产生了一丝敬意。

“对了，你们在书萍的身上搜到了一些什么东西？”老人停顿了一会儿，忽然改口问道。

“一部手机、一张公交卡和少量现金。可惜的是手机里什么线索都没有，没有录像，也没有录音。”赵忆兰说。

“那是当然。就是有录音，也早就被凶手删掉了。”何钊说。

“你们……有没有找到一支笔？”老人说。

“什么笔？”何钊忙问。

“上星期，书萍又买回来一支笔。我说家里已经有好几支笔了，你写东西又是用电脑，从不用笔，又买笔干什么？她说，妈，这可不是普通的笔，万一遇上什么大事，它能自动记录下来。”

“录音笔？”赵忆兰叫道。

“什么？您是说白书萍身上还有一支录音笔？”何钊忙问。

“不错！录音笔，就是录音笔。书萍还说，要是万一遇到危险，她会首先打开录音笔，将它藏好，用它来录下现场的声音。”

“是吗？”何钊连忙起身，对赵忆兰说，“我们赶快回绿地公司，去寻找那支录音笔！”

五

他们刚一回到绿地公司，王斌就找来了。他告诉何钊说：“昨天你们走后，我想起了一件事。那天，白书萍来财务科找我，她刚一走，科长就过来问我，白书萍找我干什么。”

“你是怎么回答的？”何钊问。

“我撒了一个谎，说是她家里经济困难，来向我打听是不是可以预借工资。”他说。

“这个谎撒得好。”何钊点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