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不是守法店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或恐吓介入当地社区,强迫当地人提供皮毛、奴隶或其他所需的产品。如果当地上层集团拒绝合作,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会把他们除掉。但是避免冲突也是可能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也是代理,他们把当地上层集团从自己人民那里勒索来的商品夺来销售,再将能加强社会地位的进口商品卖给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当地民众的剥削日臻成熟。对皮毛和其他商品的勒索不再处于无序状态。相反,由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和当地上层集团组成的团队每年冬季会在他们的地区搜集这一年的贡品。因此,贸易和手工艺城镇开始变成从当地民众手中搜集贡品的中心。
这些基地存在的确切时间和其中的民族组成依然值得讨论。大多数基地似乎在9世纪某个时期转型为多民族贸易和手工艺中心,这一趋势在10世纪到达顶峰。其中一个主要基地是伏尔加河上游的萨尔斯科(Sarskoe),位于罗斯托夫(Rostov)附近。它在6到8世纪本是梅里安人(Merian)的定居点,9世纪发展为一个多民族城镇,到10世纪,它已经成为一个大型贸易和手工艺中心。雅罗斯拉夫尔(Iaroslavl)附近有三个大型墓地,分别在博尔霍伊蒂姆雷沃(Bol’shoeTimerevo)、米哈伊洛夫庄园(Mikhailovskoe)、彼得罗夫(Petrovskoe),大约有700多座9世纪到11世纪的坟冢或坟墓。附近是一个同时期的多民族村庄,显然是贸易和手工艺制造中心。蒂姆雷沃的发掘人员在一名男子的墓中发现了一把日耳曼“乌尔博特”(Ulfberht)剑,还发现了一个盘底带有阿拉伯刻字的商用折叠式天平。从坟墓的数量和定居点运转的期间来判断,蒂姆雷沃的平均人口大约有130人。比尔卡的平均人口大约有500到600人,海泽比的平均人口大约有1000人。毫无疑问,一些商人选择从伏尔加河上游的基地出发穿过保加尔领土前往可萨汗国,然而主要商路显然是穿过奥卡河(Oka)和顿河流域向南前进。
另一个基地是位于第聂伯河沿岸的斯摩棱斯克以西10到12公里的格涅兹多沃(Gnezdovo),这是商人们穿过沃尔霍夫河和第聂伯河流域往返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一个大贸易中心。这里的建筑群最初有超过5000座9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前半叶的坟冢,还有同一时期的5个定居点(2处有防御工事,3处为手工艺品和贸易中心)。这些定居点的人口总和大约平均为1250至1400人,至少90座坟墓里包含斯堪的纳维亚手工艺品。
东部贸易
拉多加、留里科沃、萨尔斯科、格涅兹多沃和其他地方的基地使斯堪的纳维亚得以经由可萨汗国同伊斯兰世界开展利润非常丰厚的贸易,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及波罗的海周边地区的迪拉姆窖藏推测出这种贸易的发展和增长。目前,有信息表明那里藏有5个乃至更多迪拉姆的窖藏地超过了1000个,而硬币总量达22。8万个。因为许多存储在欧洲东部和北部的迪拉姆被熔化,或从未见于记录,或依旧埋在地下,从伊斯兰世界输入的硬币实际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些。这些迪拉姆尽管不是完美的资料,却也为我们了解维京时代著名的东部贸易历史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硬币证据表明,东部贸易开始于8世纪80年代。9世纪上半叶,贸易范围不大且不稳定,这一时期与拉多加最初的建立及其开始缓慢发展的时间相对应。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贸易量有了显著增长,贸易上的增长促进了留里科沃的发展、伏尔加河上游和第聂伯河上游内陆基地的形成以及对芬兰腹地的扩张。比如,人们在蒂姆雷沃定居点发掘出一处大型窖藏,在里面发现大约有2700个865年或866年的迪拉姆。更大的贸易量要求形成有组织的皮毛收集体系,还有沿主要水路为商人前往可萨汗国提供给养和服务的站点。
到9世纪晚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活跃了将近150年。定居下来并且同当地人通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慢慢开始获得一个新身份,“罗斯”这个词最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但并非所有罗斯人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后裔,这个词所指代的人群还包含许多当地上层集团成员。在距离切尔尼戈夫15公里处的谢斯托维茨塔(Shestovitsa),考古学家出土了一个包含6个墓地、1处要塞和1个开放定居点的建筑群。谢斯托维茨塔似乎是当地大公随从的一个武装营地,由几名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数量较多的东斯拉夫人组成。另外,到945年,与拜占庭的对外贸易几乎全部被斯堪的纳维亚人后裔垄断。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同化速度显然依赖占领期的推移。然而,越来越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被罗斯社会接纳,从这时开始,只有新移民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人。
9世纪末期东部贸易出现短暂的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巨大变化。首先,亚洲中部的萨曼王朝成为向俄罗斯欧洲部分提供迪拉姆的主要国家。其次,贸易量增长极大,迪拉姆窖藏的80%都是在900年至10世纪30年代期间存储的。再次,将迪拉姆运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路线改变。9世纪时,主要线路是从伊朗和伊拉克出发跨过高加索山脉或里海抵达伏尔加河口的伊蒂尔。10世纪的主要线路是从中亚的花剌子模国和河中地区穿越干草原到达伏尔加保加尔或可萨汗国。最后,斯堪的纳维亚或罗斯商人的作用发生改变。我们了解到,9世纪他们会长途跋涉到达巴格达。10世纪,罗斯和伊斯兰商人在保加尔人和可萨人的伏尔加大型市场会合,他们可以在这里安全的环境下开展生意。
一直到940年,10世纪的贸易才得到适度增长。在拉多加,贸易的稳定增长表现在一处大约修建于894年的大型建筑群,一个拥有10到20名商人的协会将它用作基地和仓库。10世纪20年代末,这个城镇的手工艺区出现了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相似建筑。10世纪四五十年代,东部贸易到达鼎盛时期,流入的迪拉姆增长迅猛。在伏尔加上游盆地的穆罗姆(Murom)发现的一处窖藏最初大约有2万迪拉姆,所有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和波罗的海的迪拉姆中有30%是在这20年中存储的。新迪拉姆的巨大流入最初在10世纪40年代的俄罗斯欧洲部分十分明显,随后其流入量在50年代的波罗的海非常引人注目。因此,10世纪中期是维京时代东部贸易的巅峰,格涅兹多沃、蒂姆雷沃和萨尔斯科都在这一时期达到全盛也就不足为奇了,诺夫哥罗德的最早时期土层也追溯到这一时期。与中亚间蓬勃发展的贸易也促进了市场扩张和主要商路沿线贸易站点的繁荣。
基辅崛起
尽管基辅的小型定居点存在了几个世纪,但它成为大城镇是在9世纪末。基辅主要贸易和手工艺品中心波多尔(Podol)可以追溯到大约887年。坟墓和手工艺品等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占基辅上层集团的一小部分,但极易将两者区分开来。根据《往年纪事》所记,大约880年,奥列格带领他的一伙人离开诺夫哥罗德(留里科沃拉多加)前往基辅,杀死了更早到达那里的留里克的两名随从阿斯科尔德和迪尔。这样,考古证据和《往年纪事》的描述就吻合了。
基辅留里克王朝的建立使它成为罗斯公国的中心。在奥列格抵达之前,可萨人统治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大部分地区。考古证据指向该地区一处建于7世纪末的可萨遗址,人们没能在此处找到迪拉姆窖藏或斯堪的纳维亚工艺品,这表明基辅在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没有起到明显作用。在留里克王朝统治下,基辅很快成为东部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在传统意义上,基辅的优势与第聂伯河到全欧洲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开发有关。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东部贸易在10世纪初更为重要。
基辅加入东部贸易之中,这是基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可萨人所建立的联系。他们定期穿越可萨人领地,为卖到伊蒂尔的商品向可汗缴纳什一税,同可汗交易,袭击现在阿塞拜疆境内的穆斯林城镇,甚至为可萨人提供服务,正如839年瑞典人作为可萨出使拜占庭的特使一样。从9世纪30年代开始,可萨人开始与干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Peegs)、马扎尔人(Magyars)和其他敌人产生巨大矛盾,结果便是他们更难在第聂伯河上游维持统治地位。因此,基辅对于雄心勃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变得极具吸引力。
在基辅站稳脚跟的留里克家族想必同可萨人达成了妥协,他们名义上承认可汗的领主地位,但他们可能成了事实上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的统治者。但是《可萨通信》和《剑桥文献》都提到,到10世纪中期,基辅停止参与东部贸易,这显然是由10世纪40年代基辅和可萨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造成的。
一个世纪后编写《往年纪事》的时候,留里克王朝和可萨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被遗忘,更有可能是为方便起见从记录中省略了。基辅信仰东正教的罗斯大公不愿公开他们与游牧的突厥可萨人的关系,突厥可萨人的上层集团已经皈依犹太教。事实上,罗斯人和可萨人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10世纪初,伊斯兰资料把基辅的罗斯统治者称为可汗。基辅大公们无法完全掩盖这一事实,即他们被普遍认为是以可萨可汗合法继承者的身份来统治第聂伯河中游。
在基辅立足后,留里克家族也开始同君士坦丁堡开展贸易。然而,拜占庭人对罗斯人充满怀疑。有几次,尤其是在860年,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攻击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沿黑海的希腊城镇。奥列格坚持不懈,他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大约907年至912年)迫使拜占庭人签订条约,明确规定允许罗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做贸易。基辅同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持续增长,大约到950年,大批装满皮毛、奴隶、蜡和蜂蜜的商船从基辅出发驶向拜占庭首都。941年至945年,一支来自基辅罗斯的舰队突袭黑海上的拜占庭城镇,直至被拜占庭海军消灭。直到现在,对于这次冲突的确切原因依然存在争议。他们签订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详细规定了开展贸易的条件。拜占庭人依然担心假扮商人的罗斯人会突袭进入君士坦丁堡和周边地区。
750年至1000年,各种斯堪的纳维亚探险者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不同地区立足。留里克后裔只是许多有志于统治当地的斯堪的纳维亚群族中的一个。比如,罗斯-拜占庭贸易条约(909年至912年签订)提到了居住在切尔尼戈夫、波洛茨克、罗斯托夫、柳别奇(Liubech)和其他城镇的大公,这些人应该是受奥列格管辖的。《往年纪事》中没有再提到这些大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奥列格的同族人。换言之,在主要水路沿线的重要城镇都有罗斯统治者。尽管在伊戈尔和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统治下,留里克王朝的领地得到极大扩张,但10世纪最后25年依然存在独立的罗斯大公。大约980年弗拉基米尔从诺夫哥罗德出发前往基辅时,他绕道想占领罗格沃洛德(Rogvolod)统治的波洛茨克。《往年纪事》记载,“罗格沃洛德来自海外,管理波洛茨克,正如图罗夫人(Turovians)正是从统治图罗夫(Turov)的图里(Tury)那里得名一样”。
留里克家族不属于那些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建立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或创建东部贸易的先驱。他们只是在9世纪中期来到俄罗斯西北部,那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是斯堪的纳维亚不同群体之间争夺的主要问题。一群留里克家族击败了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使当地芬兰和斯拉夫部落臣服,并统治了基辅,创建了罗斯国。一些对手被留里克家族杀死,另有一些离开罗斯领地,或听命于拜占庭,或返回波罗的海。另一些人作为奴仆或家仆服务于留里克家族。《往年纪事》忽略了这段为期250年的权力斗争。
留里克家族最终获胜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控制了基辅。基辅在第聂伯河畔有一片广阔的商业-工匠区,在河边的高原地区有政治-教会区。峭壁对这个政治中心形成了天然保护。通过左右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水路交通,基辅还控制了第聂伯河中上游的贸易,因此成为罗斯与拜占庭贸易的南部终点。基辅位于森林区和森林-草原区界限以北10公里处,尽管它难免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首当其冲的是南边的罗斯城镇和定居点。总之,基辅位置理想——足够向南,可以控制同拜占庭的贸易;又足够靠北,不易受袭击,相当安全。
俄罗斯和波罗的海
基辅逐渐成为罗斯国中心之时,俄罗斯西北部正在发生重大变革。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取代拉多加和留里科沃成为罗斯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核心。在诺夫哥罗德的最早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大约10世纪20年代,亦即大约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出现在拉多加后170年。政治权力的转移很有可能发生在弗拉基米尔皈依之后。拉多加易受攻击,不适合做政治中心,而留里科沃距离佩林(Peryn)的异教徒庇护所较近。因此,毫无疑问,当地第一位主教希望远离这样一个异教徒中心,而把他的教堂建在北部稍远的诺夫哥罗德村落。当地长官和商人紧随其后,到11世纪早期,诺夫哥罗德已经成为俄罗斯西北部的政治、教会和商业中心。
中心城市从留里科沃迁到诺夫哥罗德反映了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波罗的海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一个更广泛的现象。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格涅兹多沃让位于斯摩棱斯克,蒂姆雷沃和萨尔斯科分别被雅罗斯拉夫尔和罗斯托夫替代,而在波罗的海,比尔卡被锡格蒂纳取代,海泽比被石勒苏益格取代,帕维肯(Paviken)被维斯比(Visby)取代。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变化——有时发生于“成对的”或“姐妹”城市范围内——是否都是由同样的发展造成的。在俄罗斯,有材料显示11世纪初的新城市更深地植根于当地经济和农业腹地,并且充当已具雏形的公国的政治和教会中心。
诺夫哥罗德成为俄罗斯西北部主要中心,是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国际贸易发生大变革的背景下发生的。到10世纪60年代,迪拉姆流入量开始下降,到11世纪,只有少量迪拉姆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1世纪30年代,这种流动完全停止。迪拉姆数量下降的原因是萨曼王朝瓦解,同时伴随着中亚地区白银日益紧缺。大量出口和现有银矿的枯竭导致新迪拉姆质量日益下降:1000年的银含量接近90%,而半个世纪后下降到5%。可以理解为什么罗斯商人不再想要这种硬币。因此,到11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开始把目光投向波罗的海,把那里当作皮毛的主要市场以及以日耳曼硬币和盎格鲁-撒克逊硬币形式存在的白银的主要提供者。
要想深入理解罗斯和波罗的海的贸易变化,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周边地区的迪拉姆窖藏。大约55%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迪拉姆被重新输出到波罗的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西斯拉夫人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贸易来往。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发现了迪拉姆,来自挪威的迪拉姆相对较少,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丹麦。它们大部分存储在瑞典,包括哥特兰岛。事实上,哥特兰岛拥有欧亚大陆西部最大的单一迪拉姆窖藏集中地,这些迪拉姆的发现还需历史学家进行解读。9世纪和10世纪大部分时期,梅拉伦湖畔的比尔拉是瑞典同俄罗斯进行贸易的主要市场,这解释了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发现的如此多的斯堪的纳维亚手工艺品都与瑞典中部有关的原因。目前,还不知道同一时期的哥特兰是否存在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中心。
钱币和考古证据清晰表明,瑞典——尤其是瑞典中部——在斯堪的纳维亚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交往中起了主要作用。9世纪中期之前,贸易相当有限,并且有一些不稳定。9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贸易有了显著增长,但接近9世纪末期又有所下降。之后贸易水平稳定增长,在1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10世纪40年代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量迪拉姆在50年代进入瑞典。从50年代起,瑞典迪拉姆窖藏从时间构成上越来越久远,因为流入瑞典的新迪拉姆越来越少。10世纪后半叶,不知为何流入量开始下降,到11世纪前10年完全停止。正是此时,诺夫哥罗德成为俄罗斯与波罗的海新贸易的中心。
随着迪拉姆向西流动,一些商品从波罗的海出口到俄罗斯欧洲部分。考古和书面材料证实,如琥珀、武器(尤其是剑)、锡锭和铅锭、玻璃和葡萄酒这些产品都是从波罗的海进口的。西斯拉夫人也向拉多加出口谷物。进口的琥珀和剑的数量肯定很大,一份伊斯兰材料记录到,除来自俄罗斯北部的皮毛之外,伏尔加保加尔向中亚的花剌子模国提供大量此类商品。当地上层集团的财富日益增长,使东方和欧洲进口商品在俄罗斯欧洲部分非常畅销。迪拉姆和剑之类的产品或在当地使用,或再次出口。
除了同俄罗斯西北部交往外,斯堪的纳维亚人还积极探索白海和科拉半岛(Kola)。到880年,挪威人定期航行到此,通过以物易物或强征贡品从土著萨米人那里收集皮毛和其他当地商品。他们遭遇到了其他来自陆路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商人的竞争。到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还不得不同为寻找皮毛到达北冰洋的伏尔加保加尔人竞争。11世纪,诺夫哥罗德的罗斯人开始在北方的芬兰人、乌克兰人和萨米人中建立附属领地。到维京时代末,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冰洋贸易中一直面临来自罗斯人和保加尔人的激烈竞争。
维京时代在俄罗斯的结束
随着留里克家族及其同盟确立为罗斯国的统治者,他们对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新斯堪的纳维亚人形成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因为各种原因源源不断来到俄罗斯欧洲部分,有些人是受到在拜占庭军队服役的巨大**。自1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就在拜占庭军队服役。945年,罗斯-拜占庭协议特别规定,如有要求,基辅大公应该向拜占庭派遣斯堪的纳维亚士兵。通过那些由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自君士坦丁堡返回家乡的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兵,可以解释俄罗斯欧洲部分发现的大多数拜占庭硬币。奥列格、伊戈尔、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都曾邀请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兰吉协军协助抗击拜占庭人,以及在基辅王位的争夺中打击他们的兄弟。然而,这些团伙也对留里克统治的罗斯地区造成了威胁。从弗拉基米尔开始统治时的反应能看出留里克家族对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态度。作为诺夫哥罗德的统治者,他需要自来国外的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来帮助他同兄弟争夺基辅控制权和大公地位。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帮助下取得基辅后,弗拉基米尔不希望这些雇佣军抢劫他的首都或威胁到他的统治。因此,他将一些人招募到他的军队,又派遣另一些人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告知拜占庭皇帝这些人已经上路了。简言之,此时留里克家族作为罗斯统治者,首先关注的是他们在罗斯地区的地位。他们越来越将斯堪的纳维亚新移民看作外国人,对他们是潜在的威胁。
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人迎来了他们在俄罗斯最后的辉煌。雅罗斯拉夫的最著名门客是哈拉尔·哈德拉达,该人于1031年逃离斯堪的纳维亚,他为雅罗斯拉夫服务5年(并娶了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之后作为士兵在拜占庭获得功名,最终成为挪威国王。更早一些时候,在1029年,雅罗斯拉夫为挪威的圣奥拉夫及其儿子马格努斯提供庇护。雅罗斯拉夫的妻子英格德公主(Ingigerd)是瑞典国王奥洛夫·斯科特科农(OlofSk?tkonung)的女儿。据萨迦记录,两人结婚后他将拉多加赐给她。她随后指定瑞典的酋伯爵罗根瓦尔德(Rognvald)为那里的长官。在拉多加,考古学家在这座城的墓地中发掘了一些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基督徒的坟墓,很有可能是死于战斗的贾尔·罗根瓦尔德手下的瑞典士兵。最后,英格瓦(Ingvar)率领斯堪的纳维亚远征队前往黑海探险,这也有可能是在雅罗斯拉夫的许可下进行的。
尽管这些事件经常作为留里克家族与斯堪的纳维亚家乡持久纽带的证据被现代人引用,但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雅罗斯拉夫有步骤地同欧洲许多统治王朝建立亲密关系的努力,这种政策也许受到了他同拜占庭暴风骤雨式的关系的启发。从长期来看,雅罗斯拉夫为数不多的重要拜访者和同族人的重要性,远远不敌俄罗斯欧洲部分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的最终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