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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3页）

此时，从隔在前厅和走廊之间的布帘后面传来了一阵低语声，接着，布帘掀开了，出现了梅多拉吉寡妇。我在第一次也是唯一的那次见过她之后，已把她忘了。她那粗壮结实的体态，她那一身黑色的装束，死人般苍白的脸上衬着一双黑眼圈。她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幽灵，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她停住步子，离我远远地就问我道：“你找迪奥达蒂先生吗？”

“是的。”

“他们把他抓走了。”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不知为什么，我立刻联想到他的被捕可能是与松佐涅奥的凶杀罪有关，我结结巴巴地说道：“给抓走了？……可是那事与他毫不相干。”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她说道，“我就知道他们到这儿来进行搜查，然后就把他抓走了。”从她脸上那种厌烦的神色看出，她是什么也不会对我说的。但我还是硬着头皮问道：“究竟是为什么？”

“小姐，我已经对您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们把他抓到什么地方去啦？”

“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不过，请您至少告诉我，他是不是留下过什么话。”

这一回她干脆不搭理我了，像是被触怒了似的显出一副威严的神情，扭转身去大声喊道：“黛奥米拉！”

神色惊恐的老女仆又出现了。女主人向她指了指门，又撩起布帘，示意让我走，她说道：“送小姐走。”布帘重又落下。

我下了楼梯，走到街上后，才终于明白过来了，米诺的被捕与松佐涅奥的凶杀案毫不相干。我是由于害怕，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几乎是同时突发的一连串的不幸事件中，我感到命运对我真是太慷慨了，它一下子把所有不祥的礼品都施舍给我了，就像各种各样的水果都同时在夏季一起成熟一样。正像俗话所说，祸不单行，我不光是这样想，而且是真的感受到了。我低着头，缩着肩，从一条街走入另一条街，像是有无数小冰雹向我劈头盖脸地打来一样。

我首先想到要去求助的人，自然是阿斯达利塔。他办公室的号码我记得很清楚，我碰上第一家咖啡馆就进去了，在公用的电话机上拨号。电话立刻就通了，但没有人接。我又打了好多次，最后我确信阿斯达利塔不在。他大概是去吃晚饭了，要过好一会儿才能回来。这我本来是知道的，但我希望这次是个例外，能在办公室找到他。

我看了看表。已是晚上八点钟了，十点钟以前，阿斯达利塔是不会回办公室的。我站在马路的拐角上，前面是一座桥，拱形桥面上的过往行人，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一个个黑乎乎、急匆匆地不停向我涌来，就像被暴风雨吹打下来的落叶一样。但在桥的另一边，那成排的楼房却给人安宁的感觉，所有窗户都灯火通明，屋子里的人在桌子和其他家具之间来回走动。我心想，现在我离警察总署不远，他们准是把米诺带到那里去了，于是，我决定直接到那里去打听消息。虽然明知那是冒险的举动，我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不会告诉我任何情况的，但我不管这些，我就是想为他做些什么。

我沿着城墙疾走如飞，穿过了几条横马路，很快就到了警察总署，我登上几级台阶就进去了。从进去的转门，我瞥见门房里有个看守躺在一张靠背椅上读报，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帽子放在桌上，他问我去哪里。“外事处。”我回答道。这是警察局许多办事机构中的一个，有一次，我听阿斯达利塔提到过，不记得是怎么谈到的了。

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就随意上了肮脏而又幽暗的楼梯。迎面不断碰见公职人员或者是穿制服的警察，他们手里拿着文件上上下下，而我却低着头，贴着墙，在光线最暗的那边走。在每一层的楼梯口，都可隐约地看见那低矮、肮脏而又阴暗的走廊，人们在走廊里来来往往，光线微弱，走廊两旁的房间一个接着一个，门都敞开着。警察总署真像是个忙碌不停的蜂窝，但住在里面的蜜蜂当然不是采花酿蜜的，里面的人所酿的是又臭又黑的苦汁，我是第一次尝到了这样的滋味。到了四层楼，我绝望地随意走进了一条过道。没有人看见我，也没有任何人盘问我。走廊两旁都是成排的办公室，门都开着，守在门口穿着制服的警察坐在铺有草垫的椅子上抽烟聊天。房间里面的陈设千篇一律：除了书架还是书架，上面都排满了档案簿册，还有一张桌子，一位手里拿着钢笔的警察坐在桌子后面。过道像迷宫似的弯曲着，我一时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那过道有时还通往下一层过道，所以我得往下走三四级台阶；几条过道相互交叉着，它们几乎一模一样，两旁都有一排排的房门，也有看守坐在椅子上，也都亮着灯。我不知所措，忽然，我觉得自己又在走回头路，我在顺着原先走过的过道走呢。此时，有个传达员打我身边走过，我便对他说：“我找警察局副局长。”他没吭声，只是指着一个灰暗的过道，在两个房间那头不远的地方。我朝那过道走去，迈下四个台阶，走进了一个十分狭窄低矮的小过道。此时，在那条小过道的尽头形成的直角拐弯处，一道门打开了，出来了两个男人，他们背朝我向角落里走去。其中一人抓住另一个人的手腕，我立时觉得后面那个人像是米诺。“米诺！”我边喊边冲过去。

还没等我追上他们，就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那是一位十分年轻的警察，褐色的脸庞又尖又瘦，歪戴着的帽子下露着浓密乌黑的卷发。“您找谁？您想找谁？”他问道。

前面那两个人听到我的喊声就扭过头来看我，我看清楚他们，知道是自己搞错了。我气喘吁吁地说：“他们抓走了我的一位朋友……我想知道是否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他叫什么名字？”那个警察不放开我，摆出一副不容置辩的权威神气问道。

“贾科摩·迪奥达蒂。”

“他是干什么的？”

“大学生。”

“什么时候被捕的？”

我突然意识到他这样问我是为了摆摆他的架子，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我恼怒地说：“你问了我那么多的问题……你倒是告诉我，他究竟关在哪儿啊。”

过道里就我与他两人；他向四周看了看，然后紧挨着我，以一种商量的口气傻呆呆地悄声对我说道：“那个大学生由我们负责关照……不过，你得吻我一下。”

“你放开我……别浪费我的时间。”我愤怒地喊道。我猛地推了他一下就跑掉了，我穿进了另一条过道，看见有一扇门开着，门里的房间比其他房间要宽敞些，房间深处的一张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我进去后，一口气就把话说完了：“我想打听一下那个姓迪奥达蒂的大学生给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今天下午他们把他抓走了。”

那人从摊着一张报纸的写字桌上抬起头来，惊愕地看着我：“您是想知道……”

“是的，我想知道他们把那个下午抓来的大学生带到哪儿去了。”

“可您是谁……您是怎么擅自进来的？”

“这您就甭管了……您只需告诉我他关在哪儿。”

“您究竟是谁？”他大声吼道，一面用拳头猛击桌面，“您胆敢擅自进来，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突然醒悟到，我这样是什么情况也探听不到的；相反，倒有连我自己也被抓起来的危险。那样一来，我就没法跟阿斯达利塔谈了，而米诺就将无法获释。“没什么要紧事，”我一面退出去，一面说道，“我搞错了……请您原谅。”

我的道歉比刚才我的提问更惹他恼怒。但我已经退到门口了。“进来出去得行法西斯礼！”他指着挂在他脑袋上方的一块牌子大声吼道。我赞同地点了点头，进出都得行法西斯礼，这是真的。我倒退着走出了房间。我走完了整个过道，又转了好大一会儿，最后找到了楼梯，就急忙下了楼。我重又经过门房，到了外面大街上。

我闯入警察局大楼的唯一成果便是消磨了一些时光。我计算了一下，要是我慢慢地朝阿斯达利塔所在的内务部大楼走去，得花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我可以坐在他的办公室附近的咖啡馆里，过二十分钟再给阿斯达利塔打电话，兴许能找到他。

我一边走一边思量着，我想，逮捕米诺也很可能是阿斯达利塔的一种报复。他在主管政治犯的部门里身居要职，米诺就是他们逮捕的；也许他们长期以来都在监视着米诺，他们知道我与他的关系；说不定那些档案材料转到了阿斯达利塔的手里，而他出于嫉妒，就下令逮捕了米诺。一想到这里，我恨透了阿斯达利塔。我知道他仍爱着我，一旦我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话，我就一定会让他为自己的罪恶行径付出痛苦的代价。但同时，我又惊恐地意识到，事情也许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简单，我准备手无寸铁地与一个面目不清的无名对手拼搏，他支配着的是一架精密的机器装置，而不是一个敏感而富有情欲的男人。

我到了他的办公室面前时，打消了到咖啡馆去坐一会儿的念头，就直接去打电话。这一回，电话铃一响，就有人拿起话筒，回答我的是阿斯达利塔的声音。